当代道教故事之——泰常观逸事

　　文学写作的手法，从来有实写，也有虚写。我的所有当代道教故事都采用的是实情虚写的做法，像《红楼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一样，将本来的面目隐藏了起来，因此，切不要在地点上、人名上对号入座，违反了故事的本意。看到有些人因为读了我的道教故事而善心萌起，对道教也有了兴趣，畏天命、畏鬼神，实际上就是敬畏人类的良心和良知，启迪人们逐渐回归到人类灵魂中的善良本性，我的本意仅此而已。
　　在人们由来已久的宗教常识中，道教的全真弟子是出家修行的，不得食荤，也不得婚娶嫁配，正一弟子则要随便一些，可在家修行，饮食上也没有大的禁忌，可结婚传宗接代。所以，中国南北的正一弟子大都是家族传续，延脉至今，数目不菲，而全真弟子全凭师徒传续，一代羽化，便少了一代，又要从头开始，重新接续。正是因为没有家庭传续，进入到全真弟子的门庭全凭机缘，而没有家长教化，这也是全真弟子不利的地方，若是不幸赶上师傅呆萎，徒弟愚钝，这一支全真传脉便中断了。这也是中国的全真弟子远远要少于正一弟子的主要原因。
　　用中国的道教掌门人任法融对记者的话来说：“现在人们信全真的越来越少，主要都是信正一的。”
　　全真弟子都是出家弟子吗？其实不然，在北京，在东北，其实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在家修行的全真弟子，由于历史所造成的各种原因，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一些全真弟子还俗回家，从当初的出世现在又入世，回到了社会之中，虽然自己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了，但是在道观里长期形成的全真理念并没有失去，在家中依然供奉三清，修炼长生之道，甚至私下里招徒传续，形成全真的支脉。一旦社会上不管南北、或是城市乡间，出现群众自发筹建的道教小观，这些全真支脉就会出面执掌道观的宗教领导权，使这个道观成为师徒传续的全真道观。
　　请诸位静下心来，少安毋躁，且听我为你讲几个围绕着泰常观发生的小故事。

　　一

　　常青县的泰常观原本是一座老旧道观的废墟，这些年来由一位个江苏籍的正一弟子投资，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小道观，泰常观的新任住持是由投资方自主招来的全真龙门派的关高安道长。关道长今年大约五十岁上下年纪，红面长髯，身材高大，颇有乃祖关云长的一许形象。事实上可能也确是如此，关道长来自东北关外，可祖籍上是山西解州，现在运城的那个地方。关家是祖辈传续的中医世家，根据关家记录模糊不清的家谱和口述的家史，说不清是在大明中末期的什么年间，祖上的哪一辈（当然也是中医）触犯了官场的刑律，在大约四百年前流刑徒迁到荒僻的关外来了。
　　明朝末年的那个年月，关外还是地广人稀，只接纳关内来的流刑犯，仿佛很早以前的英属殖民地澳大利亚。既然关外要远远的落后于内地，自然文化更加缺失，关家的祖先以医治病，以文教学，以后，在吉林的榆树入了满籍汉军旗，从此成为了“旗人”，也是这支“关”姓旗人的起源。满清入关立国定都之后，大局已定，关家的后裔逐分为两支，一支年轻力壮、火气旺盛关氏子弟，扛着刀枪跟着八旗军入关，落户北京城；另一支随着关家的老人妇孺留在了东北，在吉林的舒兰一带买地若干垧，成为地道的关东老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光复，那个年代的革命军先是不大讲政策的，一味的高喊“驱逐鞑虏”，在北京的满族人过日子不易，一些关氏后裔又重返回到吉林故族，靠祖上买下的土地吃饭；以后，孙大帅，还有后来的袁大帅体会到我大中华并非是由单一的民族构成的，也开始体恤到满族人的不易，从北洋政府开始，终于讲究了政策，提倡搞“五族共和”，满族人与汉族人平等相处了。至今，关家的后人居住在京城的，族人都聚集在靠近天桥的东珠市口的鹞儿胡同周边一带，比如赵锥子胡同、储子营胡同什么的，但每当关家的人要填写民族籍贯的时候，总还是要犹豫再三，有的后裔填写满族、吉林舒兰，老人们则填写满族、吉林榆树，以后看了自己的族谱，有的关氏后裔又开始改写自己的民族籍贯为汉族、山西解州。
　　你看这乱的。谁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一脉流长呢。
　　关高安原本属于那支还遗留在京城的关氏家族中的一员，北京关氏的后裔大都文化不高，某些人的“武”化却不低，只有关高安，还算与文化有点渊源，他小学、中学的成绩还算不错，参加过高考，读过中医药大学、他读书的那时候还叫作中医学院，毕业后不知为什么，迷上了高深莫测的道医，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关高安在辽宁鞍山千山的无量观出家，皈依全真龙门派，成为“高”字辈传人。
　　不久，关道长得到信息，他在中医学院当年的老同学，江苏籍苏州市近郊的徐泰丰意外到千山来拜访他，徐泰丰因为家庭在半年前突然发生变故，经营丝绸生意的父母在江苏——山东一段的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双双身亡，给当年在苏州市蒋桥中医院当医生的徐泰丰遗留下来了一大笔家庭财产。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富人的家庭征收“遗产税”一说，这笔数目不菲的款项就合理的继承在徐泰丰和他祖父的手里。
　　谈起这徐家，祖上世世代代是苏州吴中区越溪张桥村城隍山道院世代的正一弟子，祖父原本是裁缝起家，解放以前是在苏州沧浪亭附近的街道上开小丝绸店连带做旗袍和丝绸成衣的小店主，往小了说是个体私营者，往大了说是小资本家。1956年公私合营，小店铺不容商量，一概被公家收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他也得以转为公家职员，为公家干事，成为国营百货贸易公司的一员。只是他身份变了，但一直还在专门销售丝绸的柜台上作售货员，始终没脱离开丝绸这个苏州工商业的传统行业。文革之初，红卫兵兴起，抄家、破四旧，搞得轰轰烈烈，徐家的祖父作为小资本家，被赶到了祖籍苏州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靠种田吃饭。徐泰丰的父母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侥幸被留在了苏州市里。改革开放之初，政策放宽，徐泰丰在农村务农的祖父身体还硬朗，经商的技艺也未荒废，于是父母、祖父两代人联手起来，在苏州这个丝绸的故乡重新起家，从下乡收购蚕茧、生丝开始，以后又做成品绸缎生意，在苏州开了家有收购、批发、零售业务的店铺，除了只欠直接做进出口贸易的职能，其他的经营丝绸业的领域一应俱全，特别是为上交会和广交会提供货源。
　　徐泰丰的祖父是在文革初期被赶回到乡下去务农的，徐家的祖籍乡下就邻近苏州市区，徐泰丰是徐家的独子，是在乡下祖父的身边长大的，祖父苦于徐家世代的文化都不高，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于是叮嘱徐泰丰要好好读书，从来不让徐泰丰插手父母亲的丝绸生意。徐泰丰当年报考大学时挑选中医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也是祖父帮他仔细筹划的结果。当年苏州的徐氏丝绸公司，是一个绝佳的家庭组合，启动资金是他们最早大胆卖掉市里和乡下的那几间老房，同时也断绝了自己的退路，只能背水一战，拼着命做好生意。最初的七八年，他们只能住在店铺的楼上，同大批的货物挤在一起，以后很快就咸鱼翻身，捞到了第一桶、第二桶、接着是第三桶金。徐泰丰祖父的经商经验，加上她父母亲的丝绸知识和经商头脑，把这一片内贸及出口生意做得花团锦簇。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绸缎生丝市场的好坏，出口贸易的时好时坏，他们有赔有赚，当然是赚多赔少，积累下不小的家当，成为苏州的一方巨商。
　　这些钱财到底有多少？徐泰丰从来没有说过。他只说，父母亲的车祸发生在津沪高速公路上的江苏——山东接壤的路段，那时，他祖父虽然已经八十五岁的高龄，但头脑清楚，身体也仍然硬朗，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埋在心底的悲痛是难以表述的。那一年，由他的祖父做主，徐泰丰赶赴到山东，将火化后的父母骨灰接回苏州，按照徐家祖上的传统规矩，重新在张桥村城隍山道院做了超度亡灵的斋醮仪式，当地人称“阴法事”，随后在徐家祖上的墓地入土为安。祖父年寿已高，徐泰丰又丝毫不懂家庭的丝绸生意，无法子承父业，继续下去。还是由祖父做主，将在苏州市中心的公司结算关闭，店铺以一个极好的价钱被本市一家大型茶叶公司收购了过去，然后祖父同孙子进行了一场彻夜的长谈，以决定将来的出路。
　　徐泰丰是个社会经验不多的书呆子，当年虽已年近三十，但尚未娶亲，守着这一大注钱财，犹如鲨鳄嘴边的肥肉，被多少充满贪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背后，有官道的、黑道的、商道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道的和乡里道的，甚至还有为寺庙道观招财的说客，时不时找上门来，徐泰丰家在苏州买的那栋住宅终日都不得安宁。在那时节的苏州，社会治安和社会腐败婉转的说都不能太乐观，因财召祸引来杀身之灾的惨剧时有发生，令人担忧。老祖父再三思索，最后决定：为了保佑这个徐氏唯一孙子的人身平安，看来只能走消财免灾这条道路了。手中的钱财没有了，也就不会招别人的惦记了，这个世道，真的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徐泰丰祖父进一步的意思，即使是要消财免灾，也要商议好了怎么个做法，做什么名目，挑一个有利于子孙后代的长远事业，不要像官家那样仓促决断，万一决策错了，白白拿钱财打了水漂。
　　按照徐泰丰祖父的筹划，投资项目既然是给徐泰丰做的，就只能做徐泰丰自身所熟悉的内容，而不能脱离开徐泰丰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徐泰丰除了中医这个行当，对其他领域一窍不通，看来只能做这个行当了。按照徐泰丰自己的意思，他在蒋桥中医院工作了几年，熟悉中医院内部的各个流程，投资办一家中小型的中医诊所也是不错的设想。只是在苏州当地，称职的、合格的、尤其是尽心尽力的中医师的来源是个问题。苦思之中，徐泰丰想起了往日的老同学关高安，无论在学识，在人品，在工作组织能力上，这都是一个绝佳的、知根知底的人选。与这样有德有才而没有贪婪之心的人合作，将不仅是一个安身无忧的百年大计，还将是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善事。
　　徐泰丰当即同祖父讲了，对孙子那个憨厚的高个子北方同学，祖父还颇有印象。在孙子上大学三年级的那个暑假，徐泰丰领着关高安到苏州来旅游，那时的关高安叫的还是别的名字，好像是叫关隐岭什么的，一个有着禅味的名字。这位关同学来到苏州，对苏州的那些名胜古迹不大感兴趣，倒是走遍了附近的那些家正一道观道院，苏州市东脚门3号的玄妙观且不必说了，他好像去了不止一次，还有城隍山道院和城隍庙，苏州对面隔太湖相望的宜兴洞灵观，还有常州市武进横山桥镇的白龙观，就连远在句容县的茅山道院，镇江的润州道院都去过了。徐家的丝绸生意，从来是徐泰丰的父母在外面跑，祖父坐镇苏州，同这个孙子的好朋友吃饭，发现这个孙子的好友不喜欢鱼肉虾蟹，只喜欢菜蔬素食，按照江苏乡间的看法，这可是执医行善的好兆头呀。有这样的好人来协助孙子开办医院，有什么不放心的。
　　只可惜，好一通电话不断的打过去询问，都没有结果，那边说，原来北京护国寺中医院的中医师关隐岭，早在几年前辞职去了外地，下落不明。追寻到原来的中医学院、现在的中医药大学，当年留校的老同学说，关隐岭在辽宁的千山出家做了道士，改名关高安，不可能再还俗了。徐泰丰一听，大失所望，医生的来源没有了指望，徐泰丰自己又没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筹建中医院的事情就这样只好先放下了。此时的徐泰丰，因为没有心思再工作了，早已从蒋桥中医院辞了职，在家陪伴高龄的祖父，转眼间，父母亲不幸去世的头七过了，百日也过了，为了给父母追魂，还要再到山东的那段高速路附近的寺院再给父母上一次香。
　　这是初冬的时节，北方的天地一片萧条，徐泰丰单身出门，祖父行动不便，留在苏州的家里，他每天几次同有保姆照顾的老祖父通着电话。因为父母笃信道教，虽然苏州的道教信众都是正一弟子，北方山东都是全真道观，他还是在济南市霞侣市街的蓬莱院为远在天上的父母烧了三柱高香，遥祝父母大人在天上幸福。
　　烧香已毕，闲来无事，看看大殿上面的签筒，心里一动，上前摇了一支，随即拿到殿前，请值更看殿的道士详解一下。道士看了看签条，先没有作声，只是说机缘重重，纠缠在一起，再请徐泰丰赐教一字，一块详解。
　　徐泰丰略一思索，撇眼一看，眼前摆放着泰山的旅游介绍册，在他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同关隐岭一起游览过泰山。他随即提了一个“泰”字，交给道士。这是一个比徐泰丰还要瘦小的北方道士，操鲁南临沂一带的口音，年龄有四五十岁，黑黄的面皮，胡须稀落，着一身深蓝色的全真道袍，道袍旧的都已经发白了。这位道士似曾是从条件非常差的山区出来的，从小营养不良，因此人也长得干瘦枯小。
　　道士拿在手上，观察了一阵这个“泰”字，说：“先生写的这个字似乎缺了一点。”
　　徐泰丰说：“道长在说笑话，不可能吧，我写这个字已经有三十年了，多少笔划我会不知道，何曾缺少过一点。”
　　道士笑了，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对徐泰丰说：“施主你领会错了，我说缺了一点，并非是说在字面上缺少了一笔划，而是说那三横助人，少了一横，或少了一‘泰’。施主自身是一‘泰’，为最上面的那一横；最下面的那一横，是泰山的这一‘泰’；唯独少了中间的那一横的‘泰’，即土地上面的居屋，人立地而无居屋，施主能找到自己立足的土地和居屋，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徐泰丰笑了：“道长高论，说的确实有理，只是我这一‘泰’它在何处？怎样才能寻来呢？”
　　矮道士陪着笑脸说：“在下的悟性有限，只能参到这一步了，再深只能向其他的高道师傅请教了。”
　　徐泰丰四处巡视一番，请教不着，得不到确切的答案，无奈之下，只好悻悻的回到了自己居住的珍珠泉饭店。临出门时，祖父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切不可住那些来往人混杂的街头小旅馆，起码要住中档以上的饭店宾馆。回到珍珠泉饭店，他还在思考着刚才的事情，给苏州的祖父打电话，询问一下，祖父说：“该不是江北的那个泰州吧？”想了想又不对，明明说的是不光土地，还有“居屋”嘛。左思右想不得要领，徐泰丰这一夜睡得都不踏实。
　　第二天，他无论如何要返回苏州了，留下高龄的祖父一个人在家，实在是不放心，徐泰丰来到济南火车站，打算购京沪线的特快车票返回苏州。从经四路、经二路一路穿行过来，渐渐走近了人流如潮的济南火车站，徐泰丰远远看见，两辆挂着“台湾返乡旅游团”小旗的旅游大客车醒目的停靠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几十名、也许近百名台湾的男女游客，操着各地的方言和台味的国语，提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品，三三两两从繁华的街道上走回他们乘坐的这两辆大客车。徐泰丰与大轿车擦肩而过，打算去火车站的售票大厅。
　　绕过客车的另一面，只看见在车门前面的水泥地上，几个五颜六色衣着的台湾老头围着一个坐在地上的老人，焦急的议论着什么，初冬的天气还穿着一身笔挺西服套装的导游小姐，茫然无措的用手抠着老头鼻下的人中穴。
　　医生的本能和善良的本性，使徐泰丰放慢了脚步，留意了一下：莫不是这个台湾老头犯了病，休克了，在旅游人如潮水的苏州，这样的情形可不少见，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在苏州蒋桥中医院刚工作的时候，他有三年时间都被安排的门诊部的急诊室里，接诊过无数这样的病人。他的脚步正要走过去，马上又退了回来，问蹲在地上的导游小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是医生。”
　　听到此话，导游小姐如释重任，赶快对徐泰丰说：“太好了，这个老人刚刚休克了一下，说感到头晕，我生怕是脑溢血，想马上送到医院，可现在还有游客没赶回来，不敢离开，真是左右为难。”
　　“不要紧，让我看看。”
　　“对了，我们旅游车上还配备了一个急救箱，有血压计、常用药什么的，可我学习救护知识只有两个星期，一着急，刚学的东西又都给忘记了。”导游小姐十分的不好意思。
　　前几年在苏州，徐泰丰被旅游局从卫生局借调过，按照上面的统一布署，专门培训导游小姐们的急救知识，每年专门学习一个星期。这个导游小姐说她才学过两个星期，说明她是才参加导游工作两年的新手，怪不得她。
　　用血压计测试，台湾老头的血压不低，但也无须到住院观察的严重地步，服降压药，留在城里，心情放松，有几天就会好的，脱离开医院的范围，乘车出远门是绝对不行的。坐在地上的老头和那几个老头异口同声地说：“那可不行，我们在大陆的时间不多，又要回常青县的家乡去看看，还要及时赶回台湾。”一口山东乡音格外清晰。
　　对话中，徐泰丰知道这是几个台湾的退役老兵，都是山东籍，在常青县附近，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前些年台湾管得严，出不来，这次他们加在这个旅游团里，就为了到山东来看看家乡。坐在地上的老头泪流满面，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口一个：“想回家乡，看看从小玩耍的泰常观。”
　　这一次，徐泰丰触电似的一个机灵：“泰常观，什么泰常观？”
　　“你不是常青县本地人，自然不会知道。”一个站在一边的台湾老兵解释着说：“泰常观是常青县最古老的道观，在历史上的规模很大，听说很长时间还是道教辟谷派、胎息派修行的重要场所，在唐宋时期都很有名。到了金代、元代以后，栖霞山同崂山一样，成为全真弟子修行的场所，泰常观坐落在北方，当然也成为一座全真道观，在这以后泰常观又昌盛了三百来年，香火很旺。自明末清初以来，天下大乱，山东也不断的发生兵灾匪祸，这里成了山大王的天下，泰常观这才荒废了。也许正是因为这里太偏僻了，交通不便，土匪又闹得太凶，官府管不了，没有了香客的香火供养，泰常观不久就成了一片废墟。说是废墟，即使附近的农民及村落到这里扒砖捡瓦，给自己盖房子，这里也还剩下一片壮观的残墙断垣，我们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就是以后到了台湾，我们也念念不忘这个废弃了的泰常观。”
　　原来如此，这莫不是天意么，那一“泰”原来就在自己的身边，徐泰丰高兴的直想跳起来。眼前的台湾老兵还哭丧着脸，坐在地上，购物回来的其他台湾乘客渐渐都凑齐了，又回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导游，看着坐满了的座位，一些性急的游客都催促着，要导游赶快发车。一男一女这两位导游左右为难：仓促走了怕路上出意外，人命关天，不走吧，大家又不依不饶。徐泰丰一看，机会难得，于是对导游说：“只要有医生跟着，我看问题不大。这样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跟车走一趟吧。你们这两辆旅游车的老年人太多，按理说，随车配备个保健医生也是必要的。”
　　导游小姐松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那个男导游，男导游点了点头说：“我看可以，就这样定了。”又对徐泰丰说：“那就辛苦你一趟了。”
　　徐泰丰说：“我跟车去，就是为了当面看看这座历史上有名的泰常观。”
　　百闻不如一见，徐泰丰终于见到了这第三横居屋的“泰”，那是一大片破砖碎瓦上的废墟，青石板的地面，所以长不得庄稼，只长了些许小草，有几寸高，泰常观的核心占地四五十亩，到处是依稀可见的红墙断壁，在台湾老兵的指点下，金黄色的琉璃瓦在满地的瓦砾中隐约露出耀眼的光泽，展现着往日的繁华。徐泰丰抬头向山上的更高处望去，在一抹残阳的辉映下，数十棵高大的银杏树，周围那一片黑黝黝的松树林，不由勾起了徐泰丰无限的乡愁。他知道，在这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王重阳领着七个弟子在修行的身影，他也好像看到了自己终身的落脚点，生活的方向，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之处，自己终身的事业和父母的期望。这真的是天意呀。
　　看到徐泰丰对这片道观残迹如此感兴趣，那位常青本地的台湾老兵对他讲解着说：“这泰常观与旁的道观庙宇不同，旁的道观庙宇供奉的是三清四御、玉皇大帝，而这个泰常观不同，它在前殿供奉的是北宋以后的金代时期，在山东修行的道教内丹学北宗五祖的最末一位王重阳，还有他在胶东半岛度化来的七位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号为“七真”，就是不久后流行中国北方的全真道派的创始人；后面那座殿供奉的是救苦菩萨，专门保佑普通老百姓的神灵。”
　　那几个台湾老兵簇拥着徐泰丰，也跟着说：“现在是太平盛世了，大陆的国策也活分多了，泰常观若是得到恢复，这里的香火一定差不了，我们山东的乡亲们还是很信救苦菩萨的，说到底，救苦菩萨还是咱们老百姓的神嘛。”
　　“像共产党一样。”周围不知谁插了一句，大家哄的一声笑了，只有徐泰丰没有笑，他望着这片废墟，若有所思地想着。
　　第二天，送台湾返乡旅游团回到济南，又远去它方之后，徐泰丰立即同在苏州的祖父联络，告诉祖父这一喜讯。可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的男人，他哑着嗓子盘问了徐泰丰好半天，终于弄清了徐泰丰真的不是别人，这才对徐泰丰说：“你在外地别耽搁了，立即回来，你的祖父出事了。”
　　翻阅那一天后出版的苏州晚报，才知道家里在这一夜横遭惨祸，在苏州晚报第四版左下角的社会新闻里简单的写着：“昨夜，有盗匪二人在藕园民宅入室抢劫，老人遇害，保姆重伤。据知情人分析，住宅对面的银行监控探头已经摄下凶手的相貌，平江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正在努力追查中。”
　　不久，报上刊登，案子已经破了，据悉，不只一个盗匪集团紧紧盯上了徐泰丰，只等到一有合适的机会就要下手。那次破案之后，平江分局的警长张辞冬对徐泰丰说：“我说小徐，你要想个长远的办法了。你防得了今天、明天，可下个月、下下月呢？幸亏你还没有结婚，没有老婆孩子让人绑架，好敲诈你的钱财。你在苏州这里已经露财了，树大招风，显眼得很，警方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对你实行永久性的严密保护，反正你也有钱，不如换一个人所不知的环境，重新生活，你仔细考虑一下，看怎么样？”
　　警方同徐泰丰谈过话的第二天一早，徐泰丰就悄悄的出门了，这一次他乘早车到了上海，没有停留，又直奔上海虹桥机场，飞抵鞍山。在鞍山的千山无量观，他找到了出家全真道的老同学关隐岭，此时已更名为关高安了，在一席长谈之后，关高安现场执笔，他们定下详细的规划，在无量观的帮助下，联系了鞍山的古建队，然后几个人直趋常青县，与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以至县委统战部等部门谈妥，定下合作协议，由徐泰丰出面筹集全部资金，鞍山古建队出技术指导，重新修缮恢复常青县的千年老观泰常观的往日雄姿，用作道教修行、承接香火的宗教场所，在泰常观外面那块空地上，盖平房二三十间，以道医理论为指南，办一个道家养生院，接纳医治四方患者。
　　最初的修建，因资金有限，徐泰丰倾囊所有，在来年夏天的时候，只建好了泰常观一个二进院子，二十余间房舍，进山门之后，前殿依旧供奉王重阳和他的七个全真弟子，八尊神像，七男一女，都是泥胎金身，精工细作，雕塑的栩栩如生；后殿则供奉被老百姓称作救苦菩萨的太乙救苦天尊神像，用信众捐献和徐泰丰购自福建的几大块香樟拼镶木刻，拟尊为泰常观的镇观之宝。担任雕刻的操刀手是特地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请来的高材生米同仁，依照他们反复的商议，在雕刻太乙救苦天尊的面容时略作了局部的调整，使救苦天尊的面容看起来更加慈祥，这是考虑到在没有设置慈航大士观世音的地方，来泰常观上香的老百姓们也会将救苦天尊当作观世音来跪拜祈福，大慈大悲的救苦菩萨也会起到观世音菩萨的神灵作用。修复后的泰常观，住持由关高安承当，徐泰丰担任泰常观的都监。
　　在泰常观的前面那块空地，又建了两重院落十几间平房，用作道家养生院的场址，万事开头难，在那些被迫下岗的医生从四方投奔到泰常观以前，这个道家养生院就靠关高安和徐泰丰二人苦苦支撑。到了第一年冬天的时候，徐泰丰的全部资金已经用尽，他又回到苏州，卖掉了家里在苏州藕园小区的那幢住宅，将所卖款项全部投入到泰常观的财务周转账号，此时的徐泰丰，在苏州已经是今非昔比，立足无寸瓦之地，几乎一贫如洗了，他现在的全部财产，转换成了一座两重院落、十几间殿堂和几十间房舍的不动产，余下的那些流动资金看起来数目惊人，但他一分钱不敢擅动，都留作将来二期工程的投入。他在许多苏州富人及平民百姓的眼里，已经成为了“败家子”的典型活教材，处处感受到了白眼的滋味。
　　泰常观虽然建立了，按照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他写的《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的隐士》一书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来说，目前在中国各地的许多道教宫观因为等级实在太小，够不上在县里的道教协会登记注册的资格，所以道观和道士都处于“自在”状态之中，自养自存、自生自灭，这个后起之秀泰常观也是这样，只能算是个不入眼、没有品级的村级小观。
　　关高安是全真弟子，徐泰丰则是正一弟子，要问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全真弟子是出家人，三餐食素，不得婚娶；正一弟子则可以食荤酒，娶妻成家。据说在武当山等道教最现代化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职业化的全真弟子，可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但泰常观不敢造次，仍然持全真道的传统立场。而不同的道派道服同时出现在同一座道观里，配合密切，天衣无缝，虽说在湖北的武当山、木兰山不算稀奇，但是在北方的山东，恐怕只有在泰常观这里才能见到这样和谐的景象吧。
　　泰常观坐落在常青县栖霞山度云镇的北面，进山的必经路上，泰常观以自己开办的道家养生院儿远近闻名，慕名而来的患者遍及黄河南北，北至辽吉，南至湘赣，都有来泰常观道家养生院求医的患者。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各地大小医院的高额收费、假医假药的猖獗横行，反倒从侧面帮了泰常观养生院一个大忙，某些持假医生执照的混混因为能黑心从病人的身上榨取大量钱财，因而占据了医院的医疗岗位，有着真才实学的医生因没有创收业绩被下岗了，四处寻找工作不成，辗转来到了泰常观养生院。泰常观养生院正在初起阶段，海纳百川，吸收了这些远方来客共同创业，这些有医德医术的医生的到来，为泰常观养生院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大批的患者不顾路途遥远，蜂拥而来，使度云镇的餐馆、旅店业都跟着沾光，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二

　　泰常观地处半山深处的荒郊野外，上香祈福求愿还愿的人们、求医问药的人们络绎不绝，社会是复杂的，这其中来往繁杂的人众当中难免会有不良过客、鸡鸣狗盗之辈和不法之徒，最近的乡村派出所在五里之外的长河镇，所以，泰常观自身也不能不做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为泰常观护院的是两个教授气功和武术的教头，都是北方人，也都是半途出家的全真道士。
　　这两个道士，一个身材中等，长得方方正正，相貌、脾气、性格都显得很憨厚，年龄也显得年轻一点的那个是沈阳皇姑屯人，名字叫崔世明，今年三十七八岁，只是头发全都白了；另一个中等个偏瘦的黑皮汉子大约四五十岁，须发浓黑，是个正经八百的北京市天桥人，耍把式人的后裔和徒弟，名叫王板章。
　　崔世明是从千山无量观介绍来的，同关高安同门同宗，一个师承，一个路数，只是不一个辈分的传人，也是全真龙门派，不过大泰常观会计女道士景致一个传辈，小关高安三个传辈。景致是常青泰常观的“景”字辈坤道，全真龙门派第三十二代传人，出家之前就有了财会中专学历，进道观以后的几年又自学了全部大专的课程，眼下通过了国家考试，属于泰常观里面几个全真信众理当“刮目相看”的高道之一。顺便说一句，可不要小看龙门的“景”字辈哟，你在全国各地细细查访一下，“景”字辈里可算是人才济济，法国巴黎大学的医学博士Karine Martin女士在陕西清华宫皈依全真道，起名“景秀”，不光是在陕西，在咱们全国都引起了轰动效应。
　　崔世明是坐了长途车到大连，又坐了很长一段的海船来到了山东龙口，再从龙口继续改乘长途汽车，去年春节前夕来到了泰常观的。崔世明是个蔫人，不爱说话，红脸膛，略显扁平的脸，眼睛细长，眯缝的眼睛中总是透放着一种说不出滋味的哀愁，每个刚刚接触到崔世明的人们，总是能很快就感受到对方埋藏在心底的那个悲哀。到底是什么悲哀，少言寡语的崔世明从来不往外对人诉说。你看，他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性格的人。
　　崔世明好像是朝鲜族人，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民族，但从他的姓氏、长相和生活习惯上都可以看出来。崔世明只是说过，他从小是随父亲从图门乡下移居到沈阳的，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图门这个小城市与对面的朝鲜民主共和国一水之隔，在解放初期，那里居住的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人同回族人相仿，少数民族的人性格刚烈，乡下从小习武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师傅私自带授徒弟，私下里传教。崔世明从小在图门乡下老家练的戳脚、长拳，七年前出家后又跟道家师傅学了龙门气功，知道山东泰常观道家养生院需要气功师夫，主动要求前来，为的是远离开东北家乡，忘却那一段辛酸的记忆。崔世明为人少言寡语、憨厚实在，有把子力气，无论干什么都舍得使劲，不惜力，从练武、教气功、每夜晚巡查看家护院，帮斋堂卸粮扛面，打扫殿堂香炉，都做得尽心尽力，从不偷一分懒。
　　最初的许多年里，他们全家人在沈阳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崔世明的父亲是叉车厂的老工人，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母亲在街道上干点零活，全家人挤住在一间半小平房的宿舍区，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并不富裕，但是其乐融融，因为周围的人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文化革命结束，接着三中全会召开，邓大人上台，似乎东方的曙光在向他们招手。在这以后，崔世明初中毕业，他赶上了好时候，也进了工厂，那是一家人人羡慕的电子元器件厂，二十八岁那年，他有了女朋友。女朋友也是工人，在童车厂，因为没有住房，崔世明三十岁才结的婚，三十一岁上有了孩子，在那一年，他们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分到了两间一套总共38平米的单元楼，那是他们全家人最欢乐的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这几乎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因为，他们的厄运，中国工人的厄运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们全家的不幸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黑暗、也是最腐败的历史时期，尽管性质还叫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最倒霉的，恰恰是他们这些工人阶层的人。他们想象不到的是，国家和国有企业遇到的困难，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都转嫁到了他们工人的身上，不光是沈阳，整个东三省都是如此，大批的工人被解雇，陷入到无边的贫困之中，他们家五口人，除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剩下的四个大人一下子都没有了工作，老母亲原来在街道上还能揽到点零活，现在也不行了，都让那些浪潮一样的失业大军被挤占了。没有了工资收入，没有仅凭一点微不足道的失业补贴苟延残喘，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因为中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的政策，他们全家人只有两百多元的积蓄，最初，他们上街卖过小商品，但是因为无照经营，他们被工商抓；他们买了辆三轮车，上街拉客人，还是因为无照，又被交警抓，车子被扣；他们出卖过苦力，到铁路、建筑工地、甚至到外地的煤窑，站在大街上身披广告牌当活人广告，一切能尝试的活路他们都尝试了，有时干了活只给最低的工钱，在建筑工地和煤窑，常常是干了活拿不到工钱的，那真是一个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
　　极度贫困中的家庭命中注定要先被社会淘汰掉。最先死去的是崔世明的母亲，因为一个胆囊炎，没有钱医治，硬是给耗死了。接着雪上加霜，赶上拆迁，这个厂子、包括大片的宿舍区都卖给了房地产商，房地产商要赶走工人们，在原地建高楼大厦，卖大价钱。无钱无势的工人们作了最后的努力，据理力争，就是不走。因为他们山穷水尽，也没有地方可去。于是，房地产商动用了黑白两道，一边是公安，另一边是打手，轮流上阵，要把工人给赶走。那个时间，也是沈阳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贪官慕绥新一伙当政，官商勾结，老干部周伟等人奋起抗争，揭发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结果，失败的是无权的一方，周伟等老干部被强制劳动教养。崔世明这边也是这样，大批暴徒涌进的时候，居民们当然要抵抗，不能干等着挨打，冲突发生，闹出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介入，被抓走、关进拘留所的却是崔世明这一方的工人。
　　事情并没有平息，房地产商并没有束手罢休，他们使出了更恶毒的一招。这天夜里，大伙在要被拆迁的工人区突然燃起，住户们仓皇逃命，因为崔世明还被关押，他们家逃避不及，年纪幼小的儿子和老父亲都被严重烧伤，送进了医院。那一次，因为烧死了几个人，媒体上曝光，惊动了中央，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慕绥新案揭开了盖子。当面无表情的警察突然释放崔世明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在医院的病床边上，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的，他最疼爱的儿子在临死前，只说了三个字：“爸爸，疼。”崔世明把这三个字牢牢的刻在了自己的心里。
　　儿子死去了，妻子跑到街头，大骂贪官污吏和官商勾结，这一次，是妻子被抓，不过她没有被抓进拘留所，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月后，她真的疯了，在精神病院的铁窗栏上用撕破的被单上吊自杀。可也有住在同一病院的病友说，她不是自杀，是被他杀的。
　　崔世明的老父亲是最后一个走的，他走得很平静，他六十多了，工作了一生的企业倒闭，被卖掉了，他没有一分钱退休金，现在又干不动了，不愿做儿子的沉重负担，这几年来，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五口人家折去了三口，没有了笑音，他是悄悄地走的，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有的人说，他到南方去了，靠乞讨为生；还有人说，他回乡下老家去了，要到图门乡下去找他；崔世明找遍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地方，可就是找不到，老父亲就这样没有了，就像他从没有来到这个人世上一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呀。他一个五尺高的壮年汉子，拼命苦干，却养不活父母、妻子、儿子，枉为人子、人夫、人父，在那一年夏天，他在几天里的头发全白了，他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在一位度师的引荐下，抛去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走进道观，出家为道。此时，他的身上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还有一张儿子的照片，还有那句深深铭刻在他心里的话：“爸爸，疼。”
　　崔世明从来不笑，好像生下来就不会笑，泰常观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见到过他的笑脸。越是逢年过节，人们喜庆，越是能感受到他的哀伤，除了习武、护院，他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菜园和蔬菜大棚里，和植物打交道。但人们都看见，他很喜欢小孩子，每当看见幼小的孩子，崔世明的眼睛里就会透露着一种难以描绘出的温存，他会倾尽自己的身上所有，全都给眼前的这个孩子。
　　另一个教头王板章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中等偏高的个子，精瘦精瘦的，透着一股利落劲，长眉下一双醒目的大眼睛透着威严、猜测、笑意和……一点点隐约感觉到的玩世不恭和深沉城府，似乎他在随时打量着你，捉摸要看清你的五脏六腑。知根底的景致告诉欧里宁说，两年多前的那个夏天，王板章是持着双保险来的，一个物件是北京全真龙门祖庭白云观的一个资深的老师傅，专门为他写的介绍信；还有一个物件你想都想不到，他竟然还拿了关高安父母大人的家信，从京城一路坐火车直奔泰常观而来的。以后欧里宁无意中查阅北京市地图，吃惊的发现，“板章”是北京宣武区的一个地名“板章胡同”，在虎坊桥和东珠市口之间，与关高安的家鹞儿胡同和有名的天桥都十分的接近，难怪他们相互认识，敢情还是老街坊呀。以后熟识了，关高安在闲谈时透露出，王板章原名叫王鸿章或王宪章什么的，总之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实际上，后来的板章胡同来自于最初的案板章胡同，再早，追溯到大清年间，那一带的真正的名字叫“昂邦章京胡同”，“昂帮”是满语大臣的意思，“章京”的原意是将军，以后变成一个专用的官名，类似秘书的职务，文静多了。
　　说到王板章皈依全真道，就要从王板章的师傅追溯到北京白云观许多年前人们所不知晓的一段往事。
　　白云观是一个在全国各地都久闻盛名的全真大道宫观，全真龙门派的祖庭，坐落在当时北京城西的真武庙一带，建于元代，清初时龙门中兴，白云观一度达到鼎盛，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年，白云观还有出家道士约二百多人，汇集了十几个全真道各个教派的传人。白云观内历代留下的文化至宝数不胜数，每年社会各界贤达的捐助及香火钱也不在少数，按道理说，宫观自养，解决这二百多人的吃饭问题本不是什么难事，但当年把持白云观的住持和监院却不是好人，他们自己大吃大喝，花天酒地，早已不受全真出家斋戒的限制，而且还在外面半公开的包养了几个情人；下层道众则是早晚咸菜稀粥，仅在中午才能吃上一点干的。对于年老的和看不上眼的道众，住持和监院狼狈为奸，干脆捏造个罪名赶将出去，哪管你的死与活。听起来，这仿佛有点像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事业部门。
　　毛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于是，十几个有反抗精神的道众在底下秘密串联，先是合伙向政府有关部门上告住持和监院的无耻不法行为，用今天改革开放时期的话来说，就是“聚众上访”。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管是在六十多年前还是六十多年后，上访也不会得到政府及有关司法部门的鼓励和支持的。上访没有结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他们面临着被掌权的住持和监院彻底赶走的危险，一旦被称的赶走，下了岗，原来部门的一切就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既然国法不管，道家还有自己的“家法”，这就是道教的戒律宫规。这十几个面临走投无路的出家道士，在一个风高月暗之夜，效仿梁山好汉，铤而走险，奋勇闯入住持和监院在白云观的豪华寝室，一根绳索将住持和监院捆绑了起来，架在柴堆上，大火熊熊，执行了“家法”。
　　事发之后，以前一直放任不管不问的国法，现在及时出现了，十几个参与动手的道士受到通缉，大都锒铛入狱，只有极个别的漏网道士流落到民间，改头换面隐藏了起来，王板章师傅的师傅就是其中的道士之一。1946年北京还叫作北平，当年最大的事宜莫过于国共谈判，北平城里一直在吵吵闹闹，北平城外始终在打打杀杀，面临乱世之秋，北平的司法机构还有处置汉奸、战犯这样的许多重大事项忙不过来，于是，这些道士们被关在大狱之中，再无人过问，当年的这一段社会插曲也很快被人们抛到脑后，弃之不理了。
　　王板章师傅的师傅名叫申得合，山东即墨县人，抗战期间山东大乱，就流落到了北平白云观，几年间一直住在那里。申得合有些拳脚武功，为人仗义，在那十几个密谋动手的全真道士“上访”期间，作为文化不高，知之不多的粗人，他一直都没有介入，在忙于自己糊口安身的事情。直到那十几个密谋的道士最终选择了武力解决，临到要动手了，才发觉自己这一伙道士大都是瘦弱之士，只有一颗充满仇恨的心和密谋的头脑，没有动手的胆略和那把子力气，这才拉进了有行侠仗义气质的申得合，作为自己一伙的帮手。说到底，申得合是属于听别人的吩咐，然后动手的主要带头人，用当年法院判决的言词，他属于漏网的“首恶”，一经发现就要被缉拿归案，坐大牢的。
　　其实，白云观的下层道士饿饭，在历史上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抗战期间的乱世之时，恶人很容易当道，加上全真戒律荒废，既无法自律也无法监督，造成白云观内的全真道士两极分化，上层掌权的道士腐败堕落，下层道士就只能苟延残喘听天由命了。但有本事、有技术、有谋生技能的一些下层道士不在其内。当年的天桥是三不管的谋生之地，云集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三教九流，乱世之中，白云观最底层的一些穷苦道士在这里摆摊卖艺、看病卖药，混一顿饱饭吃，也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申得合自幼习武，那些来自山东的师兄弟在天桥一带卖艺授徒的也有几个，反正世道不好，白云观斋醮事务几近荒废，申得合闲来无事，白天在天桥帮助师兄弟们料理场子，教授徒弟，活动一下筋骨，自己也能衣食无忧的每日混上三餐饱饭，等到下晚掌灯，在天桥卖艺的场子都收了，晚饭过后，他仍回到白云观寮房去住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了。若不是打抱不平，搅进了那十几个闹事的道士中去，原本他还能得个善终，终老在白云观的。
　　那一次，漏网之鱼的申得合无路可去，依旧返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天桥，向师兄弟们讲明原委，山东人是仗义的汉子，没有一个人想去报案，反而都支持他隐藏起来，他过去的师兄弟之中，一位居住在留学路的师兄收留了他。被通缉之人，不敢再在天桥明目张胆的抛头露面，只能以拉板车为生。间歇时候，申得合也悄悄的带几个徒弟，一来补贴家用，二来为多交几个朋友，多几个立足之地。不久之后，师兄说服了申得合，在自己那个大杂院里找了一个中年的寡妇，让他们成了家。寡妇的弟弟是个北平人说的“臭脚巡”，即派出所的管片警察，留学路正在他的管辖区之内，由他出主意，申得合改了一个字，改名为申得江，趁着战乱，大批的难民流入北平，他在北平警察局的南城分局报上了户口。寡妇原来的婆家姓李，还留下有一个拖油瓶的儿子，1946年那年已经七岁了，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名叫李虎娃，为了混碗饭吃，也为了在流氓地痞成群的天桥能站住脚，这个李姓的儿子拜后爹申得江为师，学习武艺。
　　留学路是位于板章路南面的一条胡同，出留学路胡同再往南，就是三教九流云集的天桥地界，走到留学路胡同的正中间，向东面对着的是鹞儿胡同的西口，进鹞儿胡同东口的第一个大门，就是北平警察局的南城侦缉队的所在地，把家安放在侦缉队就近的眼皮子底下，是申得合师兄的一个高招，被通缉的申得合就这样藏身在市民之中生存了下来。
　　那时候，居住在鹞儿胡同十六号院的老关家也在天桥混饭吃，老关家亲戚十好几口人，都住在鹞儿胡同就近的胡同里，练武的、摔跤的、连带着推拿按摩，顺便再卖点自制的野药，都是些专治跌打摔伤的大力丸之类，药方是保密的，无非是舒筋活血、止血化淤，吃不死人；老关家中最不争气的是摇煤球的，每天扛几个大铲、大筛子，出门凭力气挣碗饭吃，这祖传的混饭吃的手艺也许正是从旗人们那里遗传来的。
　　过去的申得合、现在的申得江，从小十一岁出家，二十六岁那年日本鬼子侵入胶东，山东全境沦陷，申得合护送着年迈的师傅来到北京白云观落脚，之后他也留了下来。申得合是山东崂山创立的全真道金山派第二十七代“得”字辈传人。金山派是全真邱祖岔派的玄字分支，玄靜祖师姓孙，名玄靜，字元玉，号金山，是山东莱州府即墨县崂山人，所以这一派称之为金山派。此时的申得江虽然还俗了，还娶了老婆，但效忠道家的痴迷心不改，三不管的天桥又是各个道门、江湖流派混杂流行的地方，申得江不忘旧情，暗地里将寡妇的那个拖油瓶带来的儿子改造成了道家弟子，起名李金正，在金山派“合目得金丹”中排列在“金”字辈。申得江时刻不忘自己是被通缉之身，所以行事一向谨慎，他的谨小慎微也影响到了李金正，以后解放了，拉平板车为生的申得江混上了一个“城市贫民”的好成分，还被吸收进了位于天桥地区的天坛三轮车运输社，依旧靠拉脚运货为生。十来岁的李虎娃则混上了一个好出身，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初中毕业的李虎娃也参加了工作，进了陶然亭北门的一家皮毛厂当工人。新中国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两位劳动人民出身、文化不高、又行事谨慎的人都侥幸躲了过去，从来没有被引火烧身过。
　　文革期间，下乡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王板章返城回来，也分配在位于陶然亭北门的北京市皮毛二厂当工人，他的师傅就是大他十四五岁的李金正，以前小时候的李虎娃。此时的申得江，刚刚从天坛三轮车运输社退休，依旧在私下里带几个徒弟，传授武艺。王板章小名“耗子”，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也自小与申得江这一家人相识，自然成为这几个徒弟中最受信任、也最知根底的一个。以后的几年，文革结束，申得江、李金正商议了好久，决定正式接纳王板章为金山派后续传人。与此同时，心满意足的申得江试探着重返白云观，与还留在白云观的师弟尹得粲接上了头。尹得粲惊讶的发现，解放后这三十年来，作为全真道士的他白白荒废了三十余年，竟然没培养出一个全真弟子，而还俗在民间的申得合竟然发展了两代弟子，让他尹得粲着实有愧。他只能将申得合的弟子当作自己的弟子一样来悉心培养。
　　王板章的师傅李金正王板章的师傅在金山派排在“合目得金丹”中的“金”字辈，王板章顺理自然，成为“丹”字辈传人，道名“丹章”。但因为王板章师傅的师傅是已经还俗的全真金山派道士，所以他在北京天桥的这一支只能算是“野传”，不是“正传”，就像如今一个非正途的学历证书，除了知根底的金山派师兄弟尹得粲承认他，外人们则是还有所保留的，一时还不大愿意承认他们。当初，李金正遵照师傅申得合的吩咐，几次到白云观找始终没有还俗的师弟尹得粲叙旧，反复商议，就是为了将他这一支金山派分脉纳入正统，尹得粲思索再三，除了介绍师兄申得合的弟子出家到全真道观，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所以，王板章，在金山派里署名“丹章”，就这样来到了山东的泰常观开始全真道修行。
　　从北京城天桥走出来的人，要嘴皮有嘴皮，要心眼有心眼，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他一旦下起手来也快得惊人，狠得惊人，但王板章确实有他的长处，有他好的一面，他讲义气，守信用，有自己的道德原则，从不对身边的人耍心眼，否则关高安、徐泰丰早就会把他给撵走了。
　　崔世明和王板章的性格、经历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却十分合得来，道理很简单，他们双方都知道尊重对方的一切，包括对方的人格和隐私。崔世明和王板章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都好喝几口小酒，也会悄悄的破戒食荤。漫长的冬季，赶上大雪封山，山下人暂且上不得山来，道观里清冷寂寞，崔世明和王板章会不约而同的聚在一起，烫上一壶烧酒——当地自产的高粱烧，一点豆干、芹菜、百合、煮花生米、辣油、盐醋一拌，就是一盘不错的小菜，再加上自己腌制的酸黄瓜，便可以下酒。两个人面对着漫天的大雪喝将起来。即使是喝酒，两个人仍然闷头不语，好像哑巴一样。时常，王板章会拉起自己带来的一把二胡，呜呜咽咽的胡琴声像哭诉一样，别人都忍受不了，崔世明却十分受听，就像是佐酒的佳肴一样，不可缺少。
　　这芹菜、百合都是自己园子里种的，豆干是泰常观豆腐坊自制的，花生是山上种的，唯独这腌黄瓜，要说一下。泰常观的食堂做菜，黄瓜头都是要切下来丢掉的，自从崔世明来了，穷人过日子仔细，他把食堂丢弃不要的黄瓜头又捡了回来，将客人们丢弃不要的玻璃罐头瓶子洗净，用盐、白醋、辣椒、葱头、小茴香一腌，就是东北人上好的咸菜。以后食堂的炊事员发现了崔世明的习惯，都有意将黄瓜头尽量的留大一点，这另当别论。
　　泰常观的熟人，管出家的道士都称作“道长”，唯独对崔、王二人，称作“师傅”，乍听起来怪怪的，不知内幕的人，是不敢这样来称呼他们的。
　　出家人，有许多自身的秘密是不能外示于人的，注定要带进自己的坟墓中去，他们相互相处，却很放心对方的人品和为人。崔世明小酒喝得有点晕乎，无意中将随身携带的那两张照片遗忘在桌子上，王板章会仔细地收好，再悄悄的找个机会还给崔世明。王板章若有事外出，很多日子才能回来，从北京有信给他来，别人不得经手，他却会委托给崔世明收取保管他的信件，然后等他回来后转交给他。
　　人们相互戏言：都说是“文人相轻”，崔世明、王板章这一对出家人，可真是“武人相重”呀。

　　三

　　泰常观不属于在国家或各地方政府部门正式注册的宗教机构，不享受国家或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它一切都要自收自支，还要随时应付当地各个机构部门的盘剥和额外支出，泰常观的日常经济能做到良性运转，收支正常，除了徐泰丰的亲自把持之外，一个理财和投资高手是不可少的。这位投资高手就是全真弟子张世义。
　　从2006年的年底那段时间开始，到今年2007年五月下旬以前的上半年，中国的股市发展到了一个狂热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们奋不顾身的涌向了人头密集的各证券公司，就连那些日子的电视新闻节目，也经常在围着股市这个热点转悠，在电视屏幕里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凡有证券营业大厅的都市人们，也几乎都陷入到一种梦想在股市里迅速发大财的“颠狂”之中，老人、街道妇女、在校的大学生、到城市打工谋生的小保姆，甚至还有身穿僧衣的和尚，什么人都敢下海炒股了，就好像股市有如大海里的遍地黄金，只等着你弯腰捞了。
　　在我最初酝酿写这篇文章初稿的时候，正是在2007年的7月中旬，许多股民刚刚经历了五月三十日的那次惨跌，疼痛依旧，虽然股指在半个月之后勉强回升到接近原点的位置，但许多股票的暴跌却远远还未能恢复。
　　而我要介绍的这位股市操盘手、全真龙门弟子张世义，却奇妙的在五月二十九日的那天碰巧结清出局，说是“碰巧”，是他没有任何内幕消息的来源和先验功能，全凭自己的一向谨慎和敏锐的感觉，六月四日以后，不等到大盘二次见底，他又转身重新杀回，至今获利不少。现在，时值年底，中国的A股市场几经暴跌，但他却始终获利不小。出家人都怕出名，他也是如此，未经他的同意，我斗胆将他的这个炒股故事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也许能对你有所启发。当然，技术性的、经验性的东西你都可以借鉴学到，唯独心态，出世之人做入世之事的超脱心态，你等是很难学来的，而这恰恰又是股市投资最为重要的宝贵东西。
　　乍看起来，这是个不搭界的两个内容，既是全真弟子，本应是出世之人，视金钱、权势如粪土，置身在五行之外，为何又卷入在尘世之中，做些金钱里打滚的不齿勾当，且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曾经给出家的佛道中人下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称这些释迦子弟，全真弟子为“不劳而获阶级”中的一部分，也属于没落的、终将要被时代消灭淘汰的“社会寄生虫”阶级之一，起码在俺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是这么说的。那时“少不更事”，自然老师说什么是什么，学生只能跟着老师的思路走，而老师又必须跟着党的革命教育路线走，谁都不能随意胡来，不敢走“自由化”的道路。
　　以后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后才明白，其实事实满不是这么回事，自打1949年以解放后，许许多多的寺庙宫观实行的是像今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来，对许多行业、产业、包括对许多国家的事业单位采取的“自谋生路”的政策一样，这些寺庙道观的出家人早已实行自力更生的自养政策，也是同劳动人民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不过是多了一层清晰、坚定、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已。所以，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最为稳定、同时也使社会最为稳定中坚力量，有着杰出的社会贡献，缺少不得。
　　即使不是在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也不是从事医学养生、素斋餐馆药膳的经济收入、而是依靠寺庙道观的门票和香火收入实行自养，也不能被扣上“依靠封建迷信聚敛钱财”的帽子，要知道，这也是整个社会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这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领域、从事比较特殊的社会分工而已。
　　希望你持有的不是一个偏执狭窄的意识形态，只要你有些许的宽容、包容之心，都会自觉容忍、容纳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社会阶层和人们的客观存在，不去乱扣帽子，不去赶尽杀绝，因为我们终究处在一个万物交融的世界里。你看那百花盛开的自然界，并不只有红色的花朵才是美的，其它颜色的花朵同样美丽；并没有一个物种高高的凌驾于其他的物种之上，任意主宰和践踏其他的物种，在自然界，这是根本违反自然规律，要受到“天谴”的，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相同的道理。
　　好，书归正传，回到原来的话语主题。
　　张世义从没有读过大学，他只有初中的学历，在一个不起养的乡镇小厂——墩布厂干活谋生，他担当的是绑扎墩布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布条中心的木棍上钉钉子的工序，经过了这道工序，一个个像模像样的墩布才会走上市场，成为各家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在那些极为普通的家庭的里面，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学生，能找到这样的活计，在就业困难的社会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只不过这个活虽然看似简单，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力气活，偷不得懒，也使不得半点的虚假，张世义虽然是堂堂的五尺汉子，却不是壮汉，他有着不轻的肾炎的病，经不得劳累，于是只能下岗，回到家里。
　　就这样，一个身无闲钱供他养病，也无好身子板讨老婆的人，理应成为全真弟子，自觉找到一条保住性命的养生强身之道，就像一个屡经危难和贫瘠困扰的国家和民族，最终找到一条富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路一样，是很自然，也无可厚非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即使是出家的全真弟子，在今天也是劳动人民当中的一分子，国家实行的是宫观自养的宗教政策，你总要有一个谋生安身的生财之道才能安心静养修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在张世义当初从墩布厂下岗之初，他的那些昔日的老同学曾凑了一笔钱让他寻个谋生之道，钱虽不多，四五万元，一万多元用来医病，三万元用作小本生意的本钱，解决吃饭问题，只是做什么小本生意，还要他自己来拿定主意。张世义的父亲是一所大学的厨师，在各个大学的学生食堂都已经普遍被承包出去的时候，他只能选择提前退休，拿每个月几百元的退休金回到家里。张世义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干点糊纸盒、扎灯笼、沾折扇、拼装书页之类的零活，每月也能有几百元的不固定收入，加上父亲的那点退休金，他们一家三口人吃饭、吃菜、交房租水电费自己是勉强够了，关键是千万不能再生病了。如今这个年头大家都看得明白，你甭管叫什么主义，叫什么社会，总之，指望别人、指望政府都依靠不上，最终还只能依靠自己。
　　而且，作为下岗职工，你只要不劳不动，城市街道上总会发给你点勉强为生的“低保金”，吃粮吃菜的钱总是够了，吃鱼吃肉的奢侈钱是没有的。再强调一下，当你在街道上有活干的时候，这个“低保金”是一分钱也不给的。常常是这样的怪现象，你不劳不动，可以在街道上按月拿到四百多元的低保补贴，可你拼死拼活劳动之后，每月拿到七八百元工钱的时候，那四百多元的补贴却没有了。好在张世义一向吃素，不沾荤腥，挤住在父母那两间小平房中的一间，只要不赶上地方政府与发展商联手勾结，用“城市改造”的名义强行霸占这块地皮，发难民财，凑合活着还是可以的，不过医病的钱是没有的，在国家实行“医疗改革”之后，各个医院都争相“产业化”了，在那个收费如虎狼之血盆大口的医院里面，连有“医保”和固定收入的工薪阶层都承受不起，你一个下岗的病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话又说回来了，在今天的中国，有许许多多命如蝼蚁一样的老百姓们，不都是这样生存的吗？
　　问题就在这里，只要你一旦劳动一下，尝试“自谋生路”摆脱贫困，登时，或者是顿时，你那点微薄的“低保金”收入就会被取消，代表政府实行社会救济大权的的街道干部将你看作是有收入的社会一员，而你却将陷入到真正身无分文的窘迫境地。所以，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张世义在拿到我们帮助他的那四五万块钱之后，一直在犹豫不决，是像以前那样勉强凑合活着，还是舍弃街道每月给的那几百元“低保金”冒一冒风险，他一直拿不定主意。
　　九十年代，是中国大陆开始实行股市的一年，自1992年开始，上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在股市上发了财叫“杨百万”的人进入了张世义的视线，同样都住在大城市，同样都只有初中文化，同样都是过去响当当、现在地位低下的工人出身，除了敢作敢为，没有任何别的长处，同样都有点闲时间、手里有点闲钱、还碰巧有点炒股的闲心，于是张世义就“下海”了。炒股中就不像做小买卖、开个摊铺那样引人注目，一经发现不由分说就马上取消你的“低保金”，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进行操作，那时，已经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的股市正在一个震荡跃起的小行情中。
　　张世义从来是行事谨慎的人，关键的时刻，也冷不防冒出点稍许的小胆，使周围熟悉他的人刮目相看。当年引领他进入股市的那个人，大号许有利，外号雷公脸，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满脸毛茸茸的大胡须，有一副天生豪侠仗义的热情之心。许有利，同他的哥哥许有财一样，是天生的理财高手，家里开着一个不大的店铺，专卖各种的电脑软件。正是因为开这样一家店铺不大赚钱，所以他们才率先投身股海，早打拼了几年。其实刨根问底，他们也不过只比张世义多了几年的股龄。当年是这位外号雷公脸的许有利，引导张世义在“国信”证券公司的大营业厅里办理开户所需的一切手续，耐心讲解股票的升涨起伏知识，这就是所谓“炒股”赚钱的现实基础。那时进入股市的人们都还没有“投资”的概念，一切都是投机发财的心理，打算捞几把，捞它个盆满钵足就走，想不到还有被“套牢”的后果。
　　当年的杨百万有一个炒股的固定理论：把每次炒股的盈利拿走，只用本钱来炒。而张世义却恰好相反，他是把当初投入的本钱拿回，只用盈利去炒，这样做的心态反而更好：凡输赢，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来去由人，无须过多的劳神操心，心态一超脱，自然操作轻松，得心应手，选股、买来投资、卖掉以规避风险，赚取波段差价，在今年，2007年这波大牛市期间，已经效力于泰常观的张世义主要的几次机遇都没有放过，真的是获利不小。
　　和那位著名的“股神”林园相似，张世义不大看重那只股票的技术面，而最看重那只股票的基本面，这是选股的基本依据，张世义认为，技术面可以作假，基本面虽然也可以作假，但你能参得透，选上你认为合适的股票之后，先不要急着买，要仔细的观察很长的时间，参透这支股性，实际是摸清其中庄家的秉性、规律，快的几个月，慢的一两年，然后再买。张世义从来不去碰那些业绩极差的垃圾股，哪怕它们涨得非常好也不去碰。
　　张世义说，这是一个浮躁的世界，股市恰恰是这个充满浮躁世界的缩影，不知道你仔细观察过没有，一个激流滚滚的洪峰，漂浮在最表面上的，总是那些席卷着大量泡沫的肮脏渣滓，在社会上，大到一个机关或政府部门、小到一个家族或家庭内部，总会有那些习惯于虚夸和表面文章的大小首脑喜欢这样的吹吹拍拍的渣滓们，而看不见被深埋在泥沙之下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而渣滓是很难永远都漂浮在洪峰的表面上的，泡沫也是更难于持久的，随着时间的发展，一旦泡沫破灭，渣滓现出原形，那些追捧渣滓的首脑就会跟着身受其害，而后来上任的首脑们却依然照旧，又追捧上新的渣滓和泡沫，就好像从没有过任何值得好好借鉴的历史经验一样。
　　所以，炒股是做人的一个展现，一个侧面，单纯用“受蒙蔽”这个理由恐怕是说不通的。没有极为愚蠢糊涂的思维模式，没有贪婪心极重的私心杂念，没有本质上相同又相通的一面，很自然使他们走到一起去了。再以后，泡沫破灭，渣滓现形，受害就成为必然的了。
　　股市虽然履行的是经济规律而非社会规律，但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永远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当你看到无数亏损的ST股被人别有用心的极力吹捧，而许多贪欲心切的人则盲目追捧，而一些国企绩优的蓝筹股却几乎很少人问津，你就知道股市里的泡沫都聚在哪里，应该如何提前规避可能发生的暴跌危险了。
　　张世义还说，有一些股票，质地和业绩都不错，但从不能得到人们的赏识，不被庄家和大户追捧，所以股价平稳，一直上不去。就好像在今天这个社会道德不断滑坡，世风日下，人们似乎都在为不择手段的捞取权力和金钱而奔忙的时候，总会还有一些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人们，不为权力和金钱所动，不降低自己的人品人格，特别是，无论在什么境地，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做人的真知。这些股票就是这样。在这些质地好但价格上不去的股票，在价格很低的时候买进，据有投资的价值，如果想靠买卖股票来投机，赚取更多的金钱价值，那最好不要碰这样的股票。
　　最初的几年，张世义还没有成为全真弟子效力于泰常观的时候，在股市上赚的钱都是属于自己的。有了钱做什么？张世义会有限度的拿出一些钱来做善事，帮助身边的穷人，捐助给希望工程，他清醒的知道，尽管炒股有了这么多的收益，但他仍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穷人，除了炒股，他没有任何的固定收入，没有医保、没有养老金，他过去为这个国家作了二十多年的贡献，但在账面上永远都是个零，仿佛石沉大海，没有、也无法到任何地方去索取，国家把他、把上千万像他一样的工人一脚踢出了企业，赶到了社会上，让他们像蝼蚁一样自生自灭，跟他们这些下岗工人一样命运的，还是好几亿的农民们。
　　每一年的八月一日，他的那些中学的老同学照例要举行一次聚会。最初这个主意由谁出的，目的是什么，已经不可考了，总之，每一年八一建军节的这个时候，由老同学中的一位大款学友买单，定下餐厅，其他的同学听到邀请去就是了。
　　原本同班的四十来个同学，刨去不幸早逝的，人在外地的，因某种原因不被聚会的组织人邀请的，每次大约还能有二十多、三十来个同学受到邀请。在老同学当中，发财当了大款的终究还是少数，不过一人，就是这位请客买单的这一位，在一家跨国公司作主管。被称作有钱的工薪族的，即每个月的薪水能达到五千元左右的，也能有六七位，再就是每月二三千元收入这个等级的，也有六七位，剩下的十来人，都是一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的，拿的是每个月五百多元的低保金。
　　额外提一句，在那些收入最高的老同学里面，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高学历，实际上，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国内拿到大专文凭后，又到国外去镀金的，其余人的学历都不高，但挣钱有术，这才是最重要的。相反的，在那些下岗的工厂职工里面，倒是有正经的大学毕业生，学轻工、学机械的。
　　收入不同，人也不可能平等，每次来聚会的人有开着自己私家车来的，有自己打的来的，更多的人是坐公交车来，这次聚会安排在市中心一家大餐厅的二楼牡丹厅，照例还是定了三桌，这三桌提前在暗中早已吩咐过了，看似平等，其实不平等，最里面的十个人那桌等级最高，当然都是有钱人坐的；第二桌、第三桌大体相当，无非是酒的档次低一点，虾的个头小一点，鱼的品种差一点，高档菜的数量少一点，但红烧肉这样的大众菜还是管够的。
　　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总还是有一些对吃喝玩乐一窍不通、也没有丝毫兴趣的人，他们在许多年时间里从不下一次饭馆，不去度假旅游，甚至身有重病也极力不去一次医院，享乐仿佛不属于他们，张世义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许多年来虽然张世义不断的受到邀请，照例总是拒请不去，在一次次长久的电话纠缠之后，聚会的组织者再逢五一节期间，索性就不来请他了，以免双方都感到尴尬，但偶尔的电话慰问还是有的，询问“什么时候再回到组织里来呀，你可脱离组织太久了，组织可是很关心你的。”
　　今年的邀请，破天荒由专人去上门特别邀请张世义出席，在这之前，从街道的墩布小厂下岗的工人，本来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位置，在这个社会位置谋生的人，是自生自灭，不为任何社会集团所关注的“隐身人”群体，他们虽然还活着，却像丝毫不存在一样，没有任何上层人士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所以，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同学不被邀请，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嫌贫爱富、趋利避害永远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更何况张世义除了下岗，还有家里的老房子被强行拆迁，他自己出家全真道观的曲折经历，不为人知也是正常的。若不是在股市疯狂的时候人们纷纷下海，某一日有人在国信证券的营业大厅里看见了他，知道他已经成了炒股七八年的元老，而且收益颇丰，这次聚会恐怕还是不会邀请到他吧。
　　当然，张世义虽然被邀请去了，是作为同班的“新闻人物”被邀请去的，在餐厅落座的时候，他只能被安排在第三桌，最末等的一桌，同桌那些人几乎都是早早就拿退休金和低保金的落魄人士，衣衫最为寒酸，发须大都不整，不太注意自己的外貌。每次聚餐，坐在这一桌的人士，不仅早早将自己这一桌上连菜带汤吃得精光，临近聚餐末尾的时候，这一桌的食客都像不约而同似的纷纷起身，到另外的两个餐桌上，把剩下的那些丰盛的菜盘都端过来，此时已经不是为自己吃了，而是要打包，连同汁汁水水的一同收拢起来，拿回去让自己的家庭成员也沾点光。
　　再者，说大款、有钱人大方，那只是他们自己人之间再互相约会，要去哪个歌厅唱歌，去哪个舞场跳舞，周末到郊区的哪个度假山庄游泳，同这第三桌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有幸邀请到第二桌的某些人士，那也是莫大的荣幸，受宠若惊。
　　按照马克思老先生的理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按照中国的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下岗多年的穷哥们，是不会计较什么脸面或不脸面的。所以，对于那些下岗工人在餐桌上的不礼貌行为，用任何言语的指责都是多余的。只是，虽然在座的那些经济富裕人士在洋洋自得的大声酝酿着去何处唱歌、跳舞和周末消闲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肯拿出几百元钱，或多或少帮助一下在座的那些昔日的老同学们。这一切，第一次参加老同学聚会的张世义都不知道。
　　作为一日两餐都吃斋饭的素食主义者，张世义对眼前的盛宴并不感兴趣，更何况这是一顿晚宴，而张世义已经习惯于佛教的“过午不食”的习俗，更是雷打不动的持戒守规，而摆在他面前的一杯啤酒也如神前的贡品，只能是摆摆样子，他从来是滴酒不沾的。这可不只是全真弟子的戒律，早在做全真弟子之前，他就从来是烟酒不沾的。你看，在这个世界上不会享受也不图享受的，并不只有鄙人，还有张世义这样不少的人。
　　在第一桌上，有一个在财富、权力上仅次于外企主管的人，名字叫李方斗，个子不高，肚子肥胖，很久以来，老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某个出租车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过去从一个出租车司机，爬到了车队的队长，又爬到了主任的位置。用他过去常对老同学吹嘘的那样，他手里捏着公司经理和书记的短处，每到周末，经理和书记要到郊区的某个度假村去放松一下，总是由他陪着，从订房间、找妓女到最后的财务结算，都由他一手操办，做的滴水不漏，深得经理和书记的赏识。所以，当他过去的同行司机们苦苦辛劳、或者被解除合同下岗的时候，他却一路高升，一个初中生，做到了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手下不乏大学毕业生，你说他的心情该是如何的得意。
　　在餐桌上，李方斗一杯一杯灌着五粮液，嘴里叼着香烟，黑黑的面皮上浮着油珠，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那天，只在这个桌上摆放着自己带来的五粮液酒，其余的桌子上都是餐厅出售的二锅头酒。当时，李方斗向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书记，市牛奶公司的车间书记，也是一个自己有车的领导阶级，大声吹嘘着：“我们这些人现在不是前些年那样子了，我们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啥都难不住我们了。”也许是喝高了，同样内容的这句话，李方斗似乎怕对方没有听懂，竟然重复了好几遍。
　　在场的另外几个收入较高、社会地位也较高的老同学，相互一杯杯敬着五粮液，接着又一支支敬烟，烟酒中不觉谈兴大发，目中无人的争相回忆他们几个过去的往事，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们根本就插不上嘴，就好像他们不曾存在过一样。陪衬人的作用就在这里，为什么要他们来白吃，就为了给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们充当捧场的听众，让他们每年一度得到显示自己、光耀自己的机会，犹如发迹了的人身穿光鲜的衣衫，在车水马龙的簇拥下荣归故里。有些人的虚荣心就是这么浅俗可笑。
　　张世义乃出家之人，实在接受不了这样粗俗、势力的对话，可是当听众，也有如坐如针毡，可是早走又会扫了大家的兴，他只能默默地忍着。聚会临近末尾的时候，餐厅的服务小姐走过来收费，由那位外企的主管支付了账单，又是那位李方斗，出风头似的掏出十几张百元大钞，装模作样的晃了晃又放回了自己的衣兜里。
　　张世义觉得好笑，他再也无法继续无聊的坐下去了，他立起身来，从自己的衣兜里取出一沓钱来，那天他准备帮助生活困难的老同学的一万元钱，对目瞪口呆的大家说：“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这点钱，你们几个生活困难的分一分，以后有机会我再帮助你们。”说完话如野鹤仙人，扬长而去。他走了之后大家才想起来，张世义在这个餐桌前坐了半天，根本就没有动箸，连一口酒、一点菜也没有吃。在大家纷乱只顾自己吃喝的时候，竟然想不到给自己同桌的老同学敬敬酒，让让菜。什么事呀。
　　今年八月初，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因为张世义的一个惊人举动，在他炒股的全部收益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时候，他从今年泰常观奖励给他的股票收益中拿出了若干万元，对那些往日的熟悉哥们发了一道邀请帖子。这个从不下饭馆的人，选择在市中心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用茶水和冬菜包子待客，并给惦记他这点钱财的那些哥们公布一条索取的原则：凡在过去他困难的时候在经济上对他有所帮助的人，现在一律实行给一还十的政策，即过去曾经帮助过他一块钱的人，现在可以得到十块钱的补偿。
　　结果你也许会想象得到：施舍者从不惦记日后的回报，那些凡是过去曾经在经济上帮助过他的那些人们，没有一个人再找到他，去重新加倍索回那点过去多年的馈赠，相反，过去一分钱都没有帮助过他的人，现在正是惦记他钱财最甚的人。
　　你不要以为张世义是个忘性极大的人，一个文化虽不高但对数字充满敏感的人，岂能忘记了十来年前的往事，他不过是在此时以此事，进行一次善心的普化教育而已。
　　“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实，老子在两千年前的这段话，用在张世义的老同学身上，不是正合适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