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教故事之——武当神

　　按：這轉載的，是我收藏的一篇文章，很多年了作者已經無從得知……

　　這是一個口述的歷史，一個在日本偏僻古老的山村流傳了上百年的民間故事，又是一個使我心潮澎湃、終生難忘並幾次流連忘返的悲壯故事。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和史料的缺乏，我無法從現有的證據中、從文字中考證故事的真偽，但我願意相信故事是真的，正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情，才使我對祖國的道教如此的感興趣，使我從祖國的道教寶庫中挖掘了許多有益的東西。

　　一

　　十幾年前，當我在日本東京的慶應大學求學的時候，那也正是無數的中國人在日本借著讀書的名義去為金錢、為在異國他鄉立足紮根苦苦打拼的時候。中國人出國，魚龍混雜，安分老實的少，不安分守己的多，間雜著許多「福清幫」之類的團夥組織和不法之徒，在日本為非作歹，中國留學生——實際上是中國人的名聲就這樣被搞壞了。
　　好在，大多數的日本人對在日本的中國人實行「區別對待、重在表現」的靈活政策，那些正派好學的守規矩的中國人，總會博得日本人的好感。
　　因為國內同胞中的低素質人佔了相當的比重，中國留學生相互之間不知根底的，一般都互不來往，在大街上看見像中國人模樣的，也都遠遠的避開，不為別的，中國人自己坑自己人的事情太多了。既然讓你防不勝防，索性互不往來，省得麻煩。
　　先例在前，這也是由血的經驗換來的教訓。
　　剛到日本的時候，我同兩個相知多年的好朋友住在一起，他們倆雖然在國內都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卻是公認的、人品最高尚的那種無私熱情的人。他們二人當中，個子高的叫何大雪，北京人，父親是中學的英語教員，母親是街道居委會幹部。矮個子的叫朱冬青，上海人，父親是紡織廠的工程師，1957年的右派，母親是家庭婦女，連里弄的居委會幹部都沒有混上。看到這裡你就會明白，他們都並非家財萬貫或貪官污吏的家庭，都衹是中國最平常不過的平民家庭。
　　至於我這個湖北佬，與他們的情況相似，我幼年喪父，靠在師範學院教書的母親為生，正因為我們的家庭情況是如此的相近，半斤八兩，否則我們就不會氣味相投，成為好朋友了。
　　啊，對了，我們還有一個情形相似，都是家裡孩子當中唯一的男性。我衹有一個姐姐，是醫生。何大雪有兩個姐姐，子承父業，女也承父業，都是中學教員，不過一個教數學，另一個教語文，朱冬青家興旺發達，他竟然有5個姐姐，大都是工程師，衹有一個當會計。我們在同一所大學裡相識，又苦讀幾年之後，相約到日本繼續深造，拿它一個洋文憑。
　　我就讀的慶應義塾大學是日本一所排名靠前的私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併稱為「日本私學雙雄」。它創建於一百五十年前明治維新時期的1858年，由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在舊時的東京——江戶的築地鐵炮州地區購地開辦，取「蘭學塾」，又名「福澤屋」。十年後，在慶應4年，正式定名為慶應大學。如果從1858年算起，慶應義塾大學的歷史比日本第一所大學東京大學還早。到了1890年，慶應義塾大學正式成為日本政府認可的一所私立大學，設有文學、理財、法律3科，幾年後根據學制改革的要求，陸續增設政治科、醫學科。
　　我所在讀的研究生院設有文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商學、醫學、理工和經營管理等8個研究科。我在理工科唸書。我唸書的時候，慶應義塾大學共有各類在校學生49,670名，其中本科生兩萬四千多名（其中女生五千多人）、研究生兩千多名、外國留學生五百多名、函授生將近一萬五千名，還有附屬中、小學生近八千名。
　　慶應義塾大學的校徽圖案為一張盾牌上兩筆尖交叉，寓意為「筆比劍強」，此圖案已用拉丁文刻印在三田圖書館舊館的彩色玻璃門。校旗為藍一紅—藍三色旗，左上角有校徽圖案，校本部所在的三田東大門被稱為「理想之門」，這取自於一首校園歌曲，這四個字已成為慶應義塾大學的校訓。
　　我那兩位國內同去的苦命兄弟兼學友，一個在東京工業大學讀書，另一個在教會辦的上智大學讀書。我們每日被裹在打工求學的激流裡，拚命掙扎，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壓得我們幾乎喘不過氣來，這裡面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社會地位和種種的艱辛苦痛，不說也罷，你可以想像得到，對我們自己來說，是「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我們自己清楚就行了，無需向外人訴苦抱怨。
　　在整個日本，慶應義書塾大學研究院的MBA(經營管理研究)課程的學費是最昂貴的。對我們來說，不用打工就可以輕鬆應付每個月的生活費和學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除非你在國內有強大的經濟後盾，但那些錢都沾著我們同胞的血汗眼淚，那絕不是好來的，我們連想都不要想。為了住在日本，除了學費以外還需要其他的費用。這些費用包含房租，暖氣，交通費，伙食費及書籍費。計算起來，房租70萬 日幣 (一公寓房間)，伙食費及生活費70萬 日幣 (暖氣，交通費等)，健康保險 / 醫藥費5萬日幣(當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其他15萬日幣 (書籍費等)，總計160萬日元。這樣算起來，加上學費，每年一位學生至少需要準備2,00萬到3,00萬日元的費用。不打工、甚至是同時做兩份工，是絕對不行的。
　　其實，衹要學費不是太高，去一家24小時都開門的飲食店當服務員自謀生路。每天早晨從5點半開始老老實實打三四個小時的工，就可以勉強餬口了，學習時間也基本還能保證。每逢到日本的年節長假，店裡的其他人都要去度假或者回遠處的老家走親戚，全店除了要時刻堅守崗位的店長，只剩下沒有哪兒能去的我和我同班的一個日本外地來的學友。然後再從外面的連鎖店請來兩個臨時工或大學生小時工，幫忙把生意緊急支應起來。日本的社會和經濟充滿活力，從它旺盛的第三產業的消費和購買力就可以看出來，紅火的生意和高消費的社會生活水平決定了它總是缺乏靠動力，不像在國內，各個城市里到處是找不到活幹的農民，到處是半死不活的第三產業和到處在高喊要「擴大內需消費」。
　　跟我在一塊打工的那位同班學友中，是一個從日本山陰農村來的學生，好像來自中國地區的鳥取縣，名叫山田萬次，不是從鳥取環境大學本科畢業來的就是從中國學園大學本科畢業來的。總之，他那憨厚的方頭方腦的寅次郎式的相貌，他同日本著名電影導演山田洋次僅有一字之差的姓名，他穿的家裡自己縫製的和式農村衣服，他那有點怪怪的西部山陰口音，以及他不太合群的生活習慣，就連他畢業的母校，也成為人們，包括指導他的導師和同學們取笑的對像。好在他的性情溫和，不急不火，對來自任何方面的諷刺挖苦一律以微笑應對，沒有一點自衛還擊的言行舉措。
　　據我的觀察，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通國內的民主，以及同本國人民的道德觀念是成正比的。凡是沒有親身經歷過類似中國這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洗禮，沒有親眼看見過卑劣的人怎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打著一個崇高的旗號，攻擊、陷害、踐踏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們，拚命置對方於死地，人們的靈魂和道德就都不會受到很大的污染和毒害。而凡是從中國這樣的社會制度特別是教育制度走出來的人，在心口不一的虛偽性上都受害不淺。
　　山田萬次的憨厚朴實同一個最普通的中國農民沒有什麼兩樣，當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在改革開放中淪為赤貧，越來越滑入到中國社會的無底深淵的時候，日本的農民卻在每年政府的經濟補貼下維持著發達社會的消費水平和生活狀態。萬次的父親在大阪打工，正經是日本的農民工。但日本的農民工從不會有拚命壓低工資的微薄收入，而且更不會有拖欠工資這種日本人難以想像的事情。以後同山田相處熟了，在寒假即將結束，開學前的一週，我陪山田到大阪去看他打工的父親。
　　大阪(osaka)，作為日本的第二大城市，這裡是日本的經濟、貿易、文化中心。作為日本最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這裡的名勝古跡眾多。大阪的名勝古跡主要有奈良時代的古皇宮難波宮遺址、平安時代的大會佛寺、江戶時代的丹珠庵和明治時代造幣局的泉布觀等。東區有豐臣秀吉修建的大阪城。大阪市地勢東高西低，大阪人利用西部地勢較低的有利條件，興建了多條運河，使水運更發達，水域面積佔大阪總面積的10%以上，故有「水都」之稱，全市有1400座橋，風景美麗極了。
　　日本是一個現代繁華與古代傳統相互融合得很好的一個國家，在其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古典的東西隨處可見。正如東京銀座的百年老店與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潮店舖併排而立，在大阪，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傳統劇種歌舞伎仍然深受國民和遊客的喜好，在大阪的城市街頭，你可能衹有幾步之遙，就從現代化的繁華鬧市走回到了幾世紀前的清幽古日本。
　　山田萬次的父親矮壯結實，一臉的毛鬍子茬，穿著一身嶄新的工作服，像套著一身軍裝，活脫脫一個侵華戰爭的鬼子兵形象。老山田在大阪從事市政設施的維修保養工作，整天在露天裡勞動，臉曬得又黑又紅，我想，人家日本一定沒有中國這樣的城市務工證、暫住證之類的手續吧。
　　老山田一看見我，立刻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熱情，他撇下兒子不談，反倒同我拉起了話茬。他問我是哪裡的人？我說是湖北。他吃驚的「呃」了一聲，我以為他有什麼毛病。
　　他又問我，我家離武當山有多遠？我去過武當山沒有？我說，湖北老，怎麼沒去過本鄉本土的武當山，當然去過。
　　他又問我，去武當山參拜過沒有武當神？這下子可把我問住了。武當山供奉的是玄武大帝，當然也供奉其他許多的道教神僊，也這個武當神我不知道指的是誰？也許是武當的山神？
　　老山田說，武當神是他們村神社裡供奉的最主要的一尊神，是他們樗雲町村的保護神，傳說是來自中國湖北的武當山，他從小就跟著他的爺爺去神社參拜武當神，還有那個有點出息的混小子（他指著呆站在一邊傻頭傻腦的山田萬次）從小也去神社參拜過武當神。
　　啊哈，事情越來越怪了，你們日本村子的保護神是一尊中國神，難道你們村子裡有道教神社？
　　咳，不是啦，那是我們村的神道教的神社，名叫松樗神社。老山田彎腰撿起了個石塊，然後撅著個屁股，吃力地在地上為我寫「松樗」這兩個字。老山田腿短，手臂長，我看他哈著腰在地上寫字並不困難。
　　那也不對呀？你們日本人的神社，怎麼供奉起了中國神來了？可奇怪的還不止這些，武當山上可確實沒有這尊武當神呀。是不是玄武大帝傳到日本來，傳走樣了，變成了這尊武當神？這可也說不定。要不就是尊日本神，日本人給他安上了個中國的名字？
　　當我費盡心思為老山田在考證的時候，老山田急眼了，不對！就是中國人，中國神，還有從中國帶來的字都保留了下來，在神社裡供奉著，他小時候都看過的。沒錯，千真萬確，是從中國來的武當神。
　　小山田看他父親一臉嚴肅認真，簡直要拉住我拚命了，趕快上前勸慰：「人家言桑不是沒有見過麼，你急什麼？以後放暑假了，我帶著言桑，咱們一塊回老家去，眼見為實，到時候親眼看見了，不就相信了嘛。」老山田想想也是，他拉著我的手，約定好，等到學校放了暑假，先不去打工，他等著我們，一起回山陰的老家去。
　　在回東京的火車上，我問小山田，那尊武當神高？矮？胖？瘦？到底是什麼模樣？
　　小山田像看怪物一樣看著我，不滿意地說：「嘿，言桑，你到底去過沒有我們日本人的神社？那裡的拜殿上面是空空的，沒有具體的神像，這和佛教寺院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到日本兩年了，我還從沒有進過日本的神社呢，難怪說了個大外行話，太讓小山田看我的老土了。

　　二

　　半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剛放暑假，窮學生嘛，總有些要忙的事情要先料理好才行，沒有想到在放暑假之後的第二個星期，急不可耐的老山田從大阪趕來了，把我和他的兒子小山田，一起帶回了他們的家鄉。
　　老山田住在日本的中國地區，瀕臨日本海，這裡是一片茫茫蒼蒼的崇山峻嶺，山上到處是密密的原始森林，真有到了我國東三省的感覺。只不過人家小鬼子這裡雨量充沛，環保搞得好，沒有濫砍盜伐，或者大煉鋼鐵什麼的，四處的山嶺上都是鬱鬱蔥蔥，生氣盎然，不像我們國內的山，到處是光禿禿的一片。
　　乘坐火車，又換乘汽車，進山，穿過一片片濃蔭密佈的森林，又經過一座座美麗的湖泊和一塊塊綠油油的稻田，路邊，高高豎立的「花湯」、「湯泉」的溫泉浴的廣告牌令人神往，終於，我們來到了寧靜的山中，一座美麗的小鎮子。
　　老山田說，這裡本來是一個大村子，四面圍繞著幾個小村子，後來聚攏到了一起，就成了今天這個鎮子。鎮子還是沿用原來村子的名字，叫樗雲町村。
　　我站在鎮子中心的制高點上——過去的一個木製的觀敵樓上，腳下這裡是過去樗雲町的小藩主島津家的故居，現在被開闢成博物館，掛了一塊「武士故居」的牌子，以招攬夏日來的遊客，體現過去當地土藩主的舊日生活。
　　老山田家的房子是一座「和式」住宅，全部都是用厚厚的木板製成的，大小有十來個房間，衹是在跨上房間走廊地板的時候，腳下才有兩層石頭壘砌的台階。老山田年邁的父母親還在，好像有八十出頭了，然後是老山田的老伴，小山田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也都像山田萬次一樣，長得方頭方腦，個子不高，一副寅次郎二代的模樣。我這個一米八零的身高，在當地村民中常有鶴立雞群的感覺。以後回到東京我纔知道，這幅長相正是日本薩摩人的標準臉型和身材。
　　日本並沒有實行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強制性計劃生育，但城市中，特別是大城市的家庭人口呈自然萎縮的狀態，衹有農村還在無所顧忌的超生。
　　到達老山田家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因為事先有電話聯繫，我們一到，就擺上了豐盛的晚餐，日本的農村人不會炒菜，最高的規格就是日式牛肉火鍋，各種的新鮮蔬菜和腌菜、鮮嫩的豆腐、附近山裡自采的松菌草菇、薄薄的魚片和剛打上不久的青蝦、村子裡自己釀製的清酒，我真弄不清老少山田是主客還是我是主客。
　　我在老山田家只住了一個晚上，就作為武當神故鄉的客人，被村裡的幾位長老們請到村（町）公所，以村裡公共的客人身份被招待住進村（町）公所的客房。老山田看到他自己請來的私人客人被村裡作為「公家」的客人而接走，他既自豪又有點遺憾，他眼巴巴的跟在長老們的身邊，跑前跑後送到客房的那座小樓。
　　客房就設在村裡寺院後面的一片竹林之中，這裡兼作接待外地遊客的旅館，是一座兩層的木樓，由一對六十來歲的老年夫婦領著兩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在管理。小樓的下層一個大廳、廚房、浴室，最外邊接出一個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間用作村公所的辦公室，樓上十來間窄小的客房，木格紙門扇分割，衹要一位客人放個屁或打個嗝，在各個房間的全體客人都可以聽見。
　　樗雲町不大，稱它為「鎮」，顯得有點誇張。稱它為「村」，好像又委屈了它。因為村子裡的青壯年大都到城市里闖天下去了（日本沒有中國這樣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壁壘森嚴和界限分明），村子裡面大都是老年人和中年婦女，男性的青年和中年人極為少見，所以村子裡面房舍雖多，不下兩三百座，但房子裡卻空空蕩蕩，每家不過三五個人，平時都靠夏季裡來的遊客們來充「人氣」。
　　樗雲町村子裡最完善的設施應該算是宗教設施，在一進村的路邊上有一座基督教堂，下半截為石、磚結構，上半截為木結構，我進去觀察，教堂裡衹有一位瘦瘦小小的牧師，四五十歲，帶著眼鏡，大廳裡幾排帶靠背的木座椅，看樣子頂多能容納四五十人，可能此村信教的人不多，或者教堂是為遊客準備的也說不定。
　　村西面是一片水田，然後是竹林、寺院。寺院裡兩進院落，前院寬敞乾淨，大殿裡供奉著佛祖如來，後院幾株青松點綴，禪房幽靜，也許是招待香客品茶用齋的去處。這座佛教寺院衹有一位年邁的老和尚，據我的觀察，老和尚每日百無聊賴，閑暇時坐在旅館大廳喝酒的時間遠比在寺廟唸經的時間要多得多。洒家我現在就住在寺院後面的村公所客房或旅館裡，是每天老和尚喝酒時必要騷擾、拉攏、閑聊的主要對像，令洒家我痛苦不堪。
　　村東面一片丘陵雜樹之間，沿著不知有多少代人踏出的一條土路，越過一座古香古色的「開」字形狀的鳥居木牌坊，一座神秘莫測的日本神道教神社就出現在面前，這就是久已聞名的樗雲町村松樗神社，也就是祭祀樗雲町村的保護神——武當神的神社了。神社裡面雖然也有厚重重簷的門樓，古松亭殿，井台溪水，一條鵝卵石鋪就的石路就比佛教寺廟的青石板路，基督教堂寬敞平整的水泥路寒酸了許多。我在老少山田，村子長老們、町長的陪同下幾次光臨神社，在非祭祀的日子裡，神社裡總是冷冷清清的很少幾個人跡，但神社構造古樸，本殿、拜殿、攝社、末社和門樓齊全，說明這座松樗神社曾經有過一個同門樓一樣厚重的歷史。
　　在同行人們的指點下，我在兩邊高高翹起的神社拜殿前止住了腳步，神社的規矩與佛教寺院的規矩正好相反，佛教寺院是點燃香燭，而神社則是以水淨手，潺潺的溪水由連接成的長長的竹筒從外面引過水來，在大石槽圍成的地面上形成一個水池，上面擺放著長柄竹筒做成的水瓢，我們相互用清水淨手，然後走上空空的殿堂，往帶木條格的善款箱裡扔點零錢，向佛龕擊掌合十，低頭祈禱。

　　三

　　咱們搞研究為生的人，從來不打無準備之仗，為了迅速從外行轉變為內行，我從寒假到暑假這半年來，在每天緊張的學習之餘，為了彌補自己神社方面的知識的不足，在下我生吞活剝——積纍了不少神道教方面的繁雜知識。
　　日本是個神社之國，我剛一到東京就發現了。在我經過的東京麻布的十番地帶，就有一個在當地挺有名的神社，名叫「寶船十番稻荷神社」。這個神社供奉的是蟾蜍，或者說是神社祭拜的神蛙，但我總是敬而遠之，從來沒有進去拜謁神蛙大僊的榮幸。
　　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萬物有靈論為基礎，拜的是神靈化的萬物。從高山、大樹、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陽、火、雷、各種動物到祖先的神靈，都可以成為祭祀崇拜的對像，所以，日本的神道教有「八百萬神」之說。但《古事記》中所記載的諸神衹有260多位。有這麼多的神，供奉他們的場所就是神社。日本神社的數目要超過寺院，徧佈全國各地的各個城市村落，但彼此的規模相差得很遠。以本族的祖先為神稱之為"氏族之神"，各行各業也有自己供奉的神，日本各地建有許多神社，是各村莊共同行農耕之禮儀的場所。最初，衹有"神籬"，在一塊乾淨的土地上，四週種上松柏等樹木，在其中祭神，設"磐境"，即四週用石頭圍成欄牆，用神籠石做一個神位，稱為「神奈備"，指神所在的森林，供人們拜祭。發展到後來，才逐漸有了神社和神殿，供人們定期的祭祀。
　　有的拜殿前還掛有一綹綹的很粗的麻繩，祈禱者搖動幾下，撞得麻繩上的風鈴發出響聲。祈禱者除了上了年齡的老者，也有不少情侶祈禱終身幸福。神社的拜殿裡，看不見祭拜的對像，既沒有神像，也沒有牌位。各個神社最典型的標誌物，就是「鳥居」。「鳥居」是一種木製的門型牌坊，造型很簡練，在神道裡那是神界和人界的劃分之門，走過鳥居，就是進入了神界。
　　在到了祭祀的日子裡，樗雲町村的正式代表都要來參拜神社。他們都站在神官面前，然後神官就舉起一根紮著麻繩和紙條的竿子，在他們頭上來回地舞動，為他們潔身祛邪。隨後，神官就打開神社殿堂的內門，扯開嗓子大聲召喚眾神來享用供品。神官不停地禱告，參拜者們則按身份輩分排列，畢恭畢敬地一一獻上被視為神聖物的小樹枝，樹枝上還吊著幾根細長的紙條。然後，神官再次尖聲大叫地送走眾神，再關上神社殿堂的大門。
　　在這之後，我到過距他們村子不遠的，廣島縣西南部宮島町的著名神社。這是一座建立在淺海中的神社，神社周圍有千疊塔，保留著建造當時的模樣，另有高達 27 米、混合了日本和中國兩種建築樣式的紅色五重塔等，它的寢殿雍容華貴，是樗雲町村這樣的小神社所無法比擬的。聳立在海上的「大鳥居」是日本神社大門的象徵，大鳥居平常被海水沒去一半，退潮時可以走著去。聳立在海上的「大鳥居」又是宮島的象徵，它和有著紅柱、白壁的神殿與周圍的綠色森林、藍色的大海襯托在一起，構成了世界上最美麗、也是最奇特的景色之一。
　　據我所知，以中國人為祭祀對像的日本神社其實不少。比如金立神社，位於佐賀縣的佐賀市，有上宮、中宮、下宮三座神社，祭祀神是秦始皇時期來到日本闖天下的那位徐福太神。
　　還有穴師兵主神社，位於大和國（奈良縣）城上郡及和泉國、近江國等地，穴師的兵主神社是從中國山東「搬來」的兵主神社，供奉的是漢人自己的氏神兵主，由來自山東的、自稱是秦始皇后裔的移民移居日本時帶來的，隨著他們定居下來，兵主神社也就隨之到處修建了起來。
　　還有當宗神社，這座神社祭祀的神靈有三座，分別為漢高祖、漢靈帝和山陽公（劉秋）。
　　此外，在日本十分著名的，幾乎到處可見的稻荷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一個重要的宗派。建立稻荷神社的秦氏，自稱為秦始皇的後裔，大概在五世紀移居日本。位於日本古城京都的伏見稻荷大社，秦氏的後裔世世代代都為本神社的神官。就像中國江西龍虎山正一派道教張天師的後裔，以及孔子的後裔一樣。
　　但是這些都有一個歷史的過程，被祭祀的主神大都有一個輝煌的身份，像武當神這樣僅有百餘年的歷史，又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流亡道士，被一個深山裡的村子供奉為自己神社的主神，這我倒是頭一次看見。

　　四

　　咱們再回到故事的現場，樗雲町村祭祀武當神的松樗神社。
　　據我的觀察，就像中國的道教宮觀有等級一樣，日本的神社也是有品級的。松樗神社是一座村子級的小神社，原本夠不上什麼品級。但作為世代武家藩主的居住地，松樗神社在當地的遠近也頗有名氣。
　　作為世代相傳子孫繼承的職位，松樗神社有一位神官，這是位乾癟消瘦的男人，五十多歲了，衹是在頭一次見面的時候，身穿華麗的雜色神官服，主導了對武當神的祭祀。以後的每次見面，這位神官大人永遠是面無表情，對我的到來充滿著極不信任的革命警惕性，同周圍村民、長老們殷切、熱情的笑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全町村裡唯一一位對我抱有懷疑、戒備之心的人，好像我的到來是要從他的手裡奪走什麼寶貴的東西。
　　有神社，有神官，也就有神女，這也是神道教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松樗神社的神女衹有一位，是個身材苗條，大眼睛，容貌俊俏的妙齡少女，我從來對女士的年齡不好估算，說她從十六歲到三十歲我都相信。在神社的祭祀活動中，神女是神官的助手、夥伴和道具。松樗神社除了為本地原住民祭祀服務的功能，還兼有位外地的遊客們提供祭祀表演的重任，神女（我後來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紈山優加子）的相貌與表演的才能與神社在遊客中的影響好壞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說神女是本地的女明星、女演員毫不誇張。
　　在東京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看到，由於就業的困難或其他的原因，大批日本的女大學畢業生選擇了神女、神官的職業走進神社。在報紙刊登的大幅照片上，一身雪白職業服裝的神女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下，同樣是一身雪白的神女優加子，滿面春風，笑眯眯、喜盈盈地站在我們的面前，我很快就將那位一臉哭喪氣的神官忘得一乾二淨。在隨後的兩天，優加子有時身穿簡便的夏季和服，有時是牛仔褲，日本女青年的通常裝束，為我講述武當神的來歷和故事。從她的嘴裡，我知道松樗神社珍藏有一件有關武當神來歷的歷史文獻，那位圓睜雙目，格外提防我的神官，就是懷疑我要從他的手中，以「迎送回國」的名義奪走他這件鎮社至寶的。
　　這個小鬼子，真是心眼多的沒法說。
　　以後的幾天，靠了村子里長老們的反覆勸說，靠了老山田幾乎要拚命的向神官一通咆哮，也許，更是靠了優加子的私下裡做說服，神官終於拿出了這件歷史文獻讓我一覽。但是說好，衹能看一天一夜，再多不行。
　　嗨依，我同意了。
　　嗨！我一看，算是什麼歷史文獻，就是兩大本大黃毛邊紙印製和裝訂的《道經》摘錄，每一本各有百多、或兩百多張紙，書刊的封面是深藍色，已經被反覆磨得起了毛邊，但封面上《道經》和「漢口楚江書社刊印」，「大道觀居士李志誠」，「道光三年」這幾個字樣還清晰可見。
　　在我們湖北的歷史上，那些虔心敬佛敬道，家境富裕的世代居士，偶爾在還願之際，拿出幾十兩、或數百兩銀子，尋一家書社，精選一些《佛經》、《道經》，刊印成冊，由寺院或道觀向有緣份的香客們分發贈送。為的是積德行善，廣結善緣。這是個流傳有上千年曆史的文化傳統，也是個在民間世代流傳下來的民風習俗，也許正是某一位懷揣這兩本《道經》的遊子，漂洋過海，來到了日本。
　　我小心翼翼地翻開扉頁，在我的對面，十來雙蒼老的眼睛眼巴巴地望著我的一舉一動；在我的身邊，優加子渾身香噴噴的氣味烤得如此之近，使我心煩，而心在靜不下來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做學問的。我那「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的拗脾氣又犯了，我合上書，站起身來，非常有禮貌的恭請各位在座的能否先行避開，我一旦看出個所以然的什麼名堂來，一定向各位及時通告，滿足各位的好奇之心。
　　各位終究還是依依不捨的離去了，特別是那位神女優加子，嘴裡小聲嘟囔著，極不樂意地走出了這個房間。我在前面介紹過，日本和式房間的最大特點是不隔音，我聽見腳步消失在其他的房間，這說明他們都沒有走，耐心地等著我的研究結果。
　　這是一本用我們湖北自產的大黃毛邊紙印製的書。在漢口近郊，當年有幾家小作坊專門用碾碎的竹屑、碎麻頭、爛棉花來手工捶漿、浸泡，製作紙張。當年製紙，沒有漂白粉增白劑一說，所以製出的紙張發黃，是理所當然的。
　　至於「楚江書社」，不過是當年漢口、武昌數十家書社中的一家，他們自己販書、銷書，也自己選書、印書，用木板活字印刷，字有蠶豆大小，一律豎排版，在洋人們進來之前，當年還沒有橫排版的書。
　　書頁用對角一折，兩面印字，你看，頭一篇就是老子的《道德經》。接著再往下翻，我看出問題來了，對摺的書頁，兩頁之間的紙張是沒有被裁開的，因為也無需被裁開，字都印在紙的表面上。可這冊《道經》裡的所有書頁都被裁開了，裡面用毛筆寫著字跡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字當然全都是中文繁體字，字跡不算工整，看來書寫者的文化並不算高，但字跡都看得清楚，用毛筆寫小小的繁體字，寫作者的耐心是夠可以的。遇到個別不會寫的字，寫作者用錯別字來代替，但是在錯別字的上面細心地圈了一個小圓圈，表示這是寫作者明知故犯的無奈之舉。
　　越往下看，我的心被揪得越緊。這不是什麼學習《道經》心得體會，而是一位亡命天涯遊子悲壯歷程的真實記錄。看來是寫作者的手頭沒有紙張，他把《道經》的書頁一頁頁精心裁開，把他自己不平凡的歷程記錄了下來。寫作者是我的湖北老鄉，也是我東渡的前輩，書寫的口語習慣時時流露出我們湖北人特有的語言特徵，難怪這些日本人看不大懂。小子我斗膽去繁就簡，撇去多餘的東西，把整個故事的大致經過告訴給諸位。

　　五

　　故事的內容很簡單：
　　晚清末年的光緒年間，一位年輕的武當道士蔡毅忠，在往湖南衡山、廣東羅浮山掛單修行的路途上結識了一夥革命黨人，他們結伴而行，互相照料，青年道士蔡毅忠就這樣被無意中捲進反抗清政府的活動中去，受到滿清當局的發文通緝。為了免遭株連，禍及道眾，武當山紫霄宮以蔡毅忠觸犯宮規道律、行為不軌為由，張榜通告四方，將蔡毅忠逐出宮門，趕下山去，開除出道教叢林，永不複用。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就是永遠開除出黨。
　　蔡毅忠在國內走投無路，又沒有當年北宋時期那樣的水泊梁山供他棲身，他衹有沿循傚彷當時反清人士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最後一招，坐上外國輪船東渡日本，暫避風頭，投靠當時拉他下水的那些革命黨政治人士。
　　諸位看官，勢頭不好就躲到國外，這種在滿清末年十分時髦的做法一直流傳到我們的今天。前十幾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那場不讓說的事件，造成大批的學生、幹部、知識分子流亡海外。幾年前那場什麼功的事件發生，又使得數量不菲的各類人士亡命天涯。
　　再回到當年的話題，前武當道士蔡毅忠流亡日本，但他的處境尷尬，舉步維艱，他本來就根本一點不懂得政治，衹是知道愛國。在國內，那夥革命黨人以愛國之心煽動起他的反滿抗清之意，加入到革命黨陣營的一邊。但是自從被迫來到日本，他心目中祖國的性質發生變化，眼下，他過去反對的滿清政府似乎就代表了他在遠方的祖國。所以，在本質上他既不屬於徹底推翻滿清政府的孫中山一黨，但與維護光緒皇帝的康有為保皇黨人也格格不入。於是，他成了裡外不討好，革命黨和保皇黨這兩邊都多餘的人。
　　在日本流亡期間，為了謀生，蔡毅忠艱難地度過了語言關，他在日本底層社會的三教九流中認識了不少同類之人。他以自己幼年練就的武當功夫，同許多破落的日本武士、浪人都交過手，也交上了朋友。出於自身道教信仰的本能，蔡毅忠同時還與許多日本地方神道教的神社關係密切。在許多年裡，「一個武當道士流浪日本」，成為日本許多地區底層民間社會的私下話題。當然，在那個年代裡日本的政府效率、警察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都不像今天這樣的完善發達，一個外國的偷渡客流入日本社會，並很快的同日本的民間融為一體，這個人就像一滴水溶入江河，在茫茫的人海中消失得蹤跡全無。
　　日本的地方藩主制度流傳已久，日本的傳統武士階層靠藩主制度賴以為生，效忠所居住地方的藩主豪紳，被藩主所豢養，而不是直接的效忠於日本天皇，這是流傳了近千年的日本武士社會的重要特徵。因為整個日本的封建社會政治結構並不是像中國一樣的中央集權制的政府，而是由無數軍閥家族一層層重疊下去的龐大武士階級，農村最基層的地方實際上是處於當地領主的直接控制之下。當維新開始的時候，接管了舊式基層組織的明治政府，實際上就擁有了對地方資源的完整控制手段以及高額土地稅收入。
　　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走上明治維新，還政於天皇的制度，使日本徹底取消了藩主制度和武士階層，大批過去的武士被迫「下崗」，淪為浪人，比今天中國的下崗工人還不如，因為日本的浪人是絕不屑於去打工和做小生意，也不享受「低保」和民政救濟，更沒有逢年過節的「政府慰問」，所以，當年許多日本浪人對日本明治政府的牴觸和反抗情緒是十分強烈的。和平廢藩後，大名和藩士的收入暫時還是要發放，而明治政府的軍制，教育改革還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新政府在初始階段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困難，所以，不得不使用公債來代替給予武士的俸祿。
　　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這個公債就等於是今天中國給農民們開的白條，不能填飽肚子的。下層武士很多原來是尊王攘夷派的，明治政府的西化讓他們極為不滿，而「廢藩置縣」後，設立「華族」「士族」，只對原來的上層武士有部分好處，下層武士卻失去了經濟來源，手裡的白條公債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士們很快就窮困潦倒。這些武士大都身無長技，只會動武，這樣一來，反而比一般的平民商人還要不如。尤其明治政府推行軍制改革，軍隊不再只限於武士參加。這樣的改革自然不利於下層武士，而且「廢刀令」的頒佈，使得武士最後一點尊嚴也消失了。這樣下層武士就要蠢蠢欲動了。
　　日本南部的薩摩武士以強悍、好斗性、不屈服而著稱，在日本戰國時代以來就大放光彩，幾次充當戰爭打鬥的先驅，也幾次遭到屠殺、鎮壓，但始終不屈不撓。他們維護自己的地區權益和利益，對抗在日本掌權的中央政府，抵制賦稅、徵兵任何政令，不管他是德川家族還是日本天皇。早在1860年3月24日上午，來自水戶和薩摩藩的十八名武士利用天皇重臣井伊直弼登城的機會，在江戶城的櫻田門外，對井伊直弼發動了襲擊，盡管有60名警衛保護，井伊直弼還是被砍下了頭。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櫻田門事件」。從此，以中下級武士為主體、有地主、富農、商人和手工工場主參加的「尊王攘夷」運動開始了。
　　到幕府統治末年，薩摩藩（Satsuma fan）控制了大約有三萬名的武裝武士，兩倍於官府給他的限額。原來地方藩的反抗已經被武力鎮壓，那剩下能對抗政府的衹有下層武士了。1868年1月27日，以薩摩、長州兩藩為主力的新政府軍與幕府軍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交戰。西鄉隆盛率領的五千人的軍隊擊潰了有一萬五千人的幕府軍，德川慶喜退至江戶。統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終於被推翻。
　　代表士族利益的西鄉隆盛，與改革派的矛盾也越來越深，西鄉以及數百名在薩摩藩出生的軍警相繼辭官回到鹿兒島。1874年，西鄉等人設立私立學校，分為槍隊學校和炮隊學校。短短一年內，人數迅速發展到三萬人，幾乎控制了整個鹿兒島行政與警察職位。鹿兒島眼看著成為了西鄉的獨立王國，對明治政府直接構成了威脅。1877年2月，衝突爆發，西鄉率軍攻打熊本縣城，九州等地的士族紛紛響應，西鄉的兵力一度達到了四萬餘人。明治政府組織了近六萬人的征討軍投入戰爭。8月，西鄉軍的主力被擊敗。西鄉率殘部逃回鹿兒島，固守城山。9月，城山陷落，最後的武士西鄉隆盛切腹自殺。
　　西鄉隆盛死後的十幾年，日本國內的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財政困難使大部分中下級武士對幕府日益不滿，幕府的腐敗與天災導致農民與市民的暴動和起義接連不斷。在一些日本浪人的引薦下，過去的武當道士蔡毅忠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來到了薩摩人統治的中國地方。
　　蔡毅忠生活在一個名叫「樗雲町」的大山村裡，樗雲町原有一個年俸兩萬石的藩主，姓島津。島津是個老士族的後裔，生性倔強，不怕力小孤單，一向與侵害他利益的上層作對，當年，在樗雲町村周圍一帶共有五六百戶的人家，三千多口人，但是能讀書識字的不超過十個人。蔡毅忠的到來，使島津家喜出望外，如虎添翼。
　　1890至1894年間，日本政府每年至少要徵集十幾萬人用於軍隊，日本的農民許多人都不願服役，用逃進大山來抵制政府的徵兵。除了徵兵，還有明顯強制性的募捐。日本各地的郡長、町村長要直接動員民眾應募，連許多的貧困者，甚至兒童也要將僅有的儲蓄錢捐獻出來。此外，在町內、村內，對於出征士兵的留守家族、戰歿者的遺族扶助、戰歿者的葬儀、出征及凱旋迎送、戰捷祝捷會、紀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的資金也要大部分出自民眾。日本貧困山區民眾對政府的牴觸對立情緒十分明顯。
　　據當時當地的日本報紙披露，1905年的日俄戰爭的最後階段，由於日本陸軍將領乃木希典的自殺式進攻，奔赴中國旅順口參加進攻俄軍要塞的松山第二十三聯隊付出了慘痛代價，戰死者上千人，負傷者三千三百多人，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引起了暴動。事隔不久，用開礦山的炸藥武裝起來的數百名礦工們，於六月間也發動了著名的別子銅山暴動，都是在日本政府派出軍隊鎮壓的同時，最後在談判中解決了問題。
　　武當道士蔡毅忠生活在這個大山村裡，作為藩主島津家的賓客，他衣食無憂，經歷了他人生中最愜意的時期。他以自己在國內時學到的文化、知識和技能，沒有養尊處優，而是為孩子們和願意識字的成年人開辦了學校（當地叫學塾），親自帶學生、講課，教授文化。他還是當地遠近小有名氣的醫生，以中草藥治病和診治跌打損傷，以「神醫」而聞名。他以鏤空的竹筒為村裡引進甘澈的山泉，是山陰地區的日本山村第一代的「自來水」，迄今還發揮著作用。日本農民的房屋習慣於在屋子的中央燒火塘，猶如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煙熏火燎，極為落後。蔡毅忠教給他們壘砌爐灶，冬季以燒火炕地爐取暖，免去了煙熏之苦，至今那裡的人們管爐灶叫作「道士灶」。
　　不久，黃海海戰爆發，中日開戰，革命黨希望借著戰爭削弱滿清政府，使滿清政府垮台（你看像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立場）。而此時的林毅忠，則堅定地和自己的祖國站在了一邊。他要以自己的微薄之軀，幫助自己的祖國。
　　因為沒有文字記載，誰也不知道衝突是怎樣爆發的，總之，樗雲町村因為堅決抵制上面下達的徵兵任務和沉重的捐稅，衝突爆發了，很快上升為武力解決問題，雙方都劍拔弩張，決不退讓。島津是這一方的首領，蔡毅忠是他的軍師和靈魂，幫助島津指揮規劃，調兵遣將。這是一場實力極不均衡的戰爭衝突，對抗日本軍事機器的鬥爭有如以卵擊石，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失敗，樗雲町村的大刀、火槍敵不過快槍、火炮，島津很快受傷，為了不被捕受辱，他在戰場上剖腹自盡而死，指揮權落在了滿身是傷的蔡毅忠身上。
　　蔡毅忠指揮村民們，先是從村外平坦的防禦陣地退到村子裡，然後又向村後的松樗山上轉移。許多年來，由於不滿當地土藩的苛政和剝削，真木川下游十來個村子的村民集體逃亡，男女老少集合起來，翻越山脈逃往他鄉。許多村民們跋山涉水溯流而上，在松樗山的山頂上建立了新的村子，同時設置了數以千計的抵抗障礙和臨時陣地，以防止官兵的追擊鎮壓。蔡毅忠暴動村民同山上成百上千的逃兵、同當地成千上萬的山民、流民、賤民聯合在一起，艱難地繼續抗爭，由於見多識廣，足智多謀，蔡毅忠成為了松樗山上最傑出的領袖人物。
　　沒有文獻記載當年蔡毅忠領導的「抗日戰爭」堅持了多長的時間，總之，明治政府不願國內的事態擴大化，派出代表與村民協商，衹要樗雲町逃亡的村民們走出大山，停止對抗日本政府，放棄獨立，接受明治中央政府的領導，日本政府就將停止派軍隊鎮壓，暫停捐稅和徵兵，既往不咎。為了樗雲町村民的長遠利益著想，這些條件蔡毅忠都接受了。
　　由這兩本《道經》中空白頁的部分寫成的記錄到此而止。
　　根據村子裡老人們留下來的口頭傳說。以後，村民們陸續從山上回到了家園，可是蔡毅忠卻沒有能回來，他因為渾身的傷勢太重，又日夜操勞的帶傷佈置防衛、抵抗和後來的談判事務，積勞成疾，在山裡等不到回來就去世了。為了追悼和紀念蔡毅忠的亡靈和功績，島津家族和山上的百姓把他葬在了大山裡面，按照當地的習俗和傳統，在一塊四面有松柏的墓地上，佈置了一個簡單的"神籬"，四週用石頭圍成欄牆，設成"磐境"，用神籠石做一個神位，稱為「神奈備"，指神所在的森林，供人們拜祭。此時的蔡毅忠已經位居神位，雖然這是日本民間最原始的一個神位，連祭祀他的神社都沒有。
　　樗雲町村的善後處理雖不追究眾人的起義責任，但對島津本人的處理十分嚴厲。明治政府鑒於原藩主島津一向與上層作對，決定新賬老賬一塊算，剝奪島津家族所享受的一切原藩主所能享受的俸祿、特權，包括島津家祖輩相傳的山寺家廟，即在當地家傳的神社接受祭祀的特權（連那7個發動了二戰的甲級戰犯還不如）。我想，這可能就是日本式的剝奪一切經濟權利和政治待遇的典範吧。
　　為了不使原來祭祀島津家族的神社荒廢下來，樗雲町村的人們從松樗山上的大森林裡迎來了蔡毅忠的神位，祭祀在松樗神社。除了犧牲在戰場上的島津本人，村民們都不知道蔡毅忠的名字，但只知道他是武當道士，於是，村裡的松樗神社乾脆就稱之為供奉「武當神」的神社。到此為止，武當道士蔡毅忠的神靈終於有了自己的居所。
　　截止到我踏進樗雲町村，拜謁這座祭祀武當神的松樗神社，這座改換了門庭的神社已經存在了大約有四代人、九十五個年頭。

　　六

　　從樗雲町村回到東京以後，我屢屢在辛亥革命的史料中苦苦搜索，在那些當年流亡日本的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回憶中，以及記錄文獻中尋找武當道士蔡毅忠的痕跡，但一直都是石沉大海，始終在浩瀚的史料中間隻字不見。
　　也許革命黨以蔡毅忠參與武裝反抗日本政府的行為為恥，不屑一顧；而保皇黨人又看不上這個從未屬於過自己陣營的民間村夫，恥與之為伍？在二十世紀以前，日本尚未推廣在國民中的掃盲教育和國民教育，日本的民間、特別是偏遠山村的農民們基本上都是文盲，一個字都不認識。蔡毅忠的故事就這樣只流傳於民間的口中，集中在樗雲町村松樗神社祭祀的這個孤零零的武當神的身上。
　　一個被武當山紫霄宮逐出山門的落魄道士，在走投無路之際東渡日本，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同日本村民融為一體，最終成為異國他鄉的一尊神，受到當地村民子孫後代的香火供奉，恐怕連他自己也想不到。
　　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廢棄過去從中國傳來的陰曆，以西方社會的陽曆時間為參照標準。今年的陽曆2月4日，立春，又正是中國陰曆的大年初一，武當神祭祀的日子，神女優加子為我澆水淨手，站在樗雲町村的松樗神社裡，我面向這座祭祀武當神的神社拜殿，按照日本人的禱告習慣，雙手用力擊掌合十，然後默默地低頭祈禱，用家鄉的湖北方言祈禱。但願迷茫太空裡，蔡毅忠的在天之靈能聽見我的聲音，我給他帶來了遠方湖北家鄉人的親切問候，也向他告慰中華大地的這百年來的血雨滄桑。
　　孤身生活在異國他鄉的武當神蔡毅忠，你是不是感到異鄉的寂寞？你是不是還想回到故鄉的武當山？
　　春雨淅瀝，就像是我們湖北家鄉連綿的雨水，我的眼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