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和我的学医道路

彭静山

　　作者简介彭静山（1909~2003),辽宁开原人。学医于东北名医马二琴教授。着重钻研针灸学，首倡眼针疗法。历任中国医科大学针灸讲师、辽宁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暨附院副院长等职。著有《简易针灸疗法》《妇科病中药疗法》《常见四种慢性病中药及针灸疗法》《普及针灸手册》等。
　　我学习中医是在二十年代，那时候全东北没有一所公、私立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家传。我的先人并没有做医生的，这当然是谈不到了。二是自学。古语说：“秀才学医，罩里捉鸡。”然而，我还是不到十六周岁的孩子，文言文都看不懂，那里比得上秀才。这条道也不通。三是师承。就是拜老师，从头学起。我只好走这个途径。

　　学医经过

　　一九二四年

　　我的第一位老师刘景川先生，是不第秀才。在辽宁省开原县那样的荒僻小县，只有两位凤毛麟角的进士，举人一位没有，秀才也不多，因此不第秀才也算名流。刘老先生腹满经纶，能作诗，善制灯谜，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但是文章憎命，屡试不第，只好设馆教学。刘老先生的父亲、哥哥都是医生，老先生也研究医学，创办“兴仁医学社”，只占一间房子，南北大炕，共有二十四名学生。北炕十二名读四书五经，南炕十二名读医书。这边讲书，那边写字，彼此互不干扰。每年学费二十五枚银圆，我是孤儿，家又贫困，由我叔父东凑西拼代交学费。一切都照私塾的方法，讲书，读书，背书，写字，起五更上学，除按时回家吃饭以外，没有运动时间，半夜放学，所安排的课程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我们叫数“四小经典”）开始，加上《四百味药性歌括》，刘先生自已编的《本草汇编》七言歌，即把《本草备要》编成歌诀，如“甘温固表生黄芪，炙温三焦壮胃脾”等等，倒也合撤押韵，易读好记。而后再学《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所谓“四大经典”以及《医宗金鉴》的几种心法、《中西汇通选读》等，两年来就读了这些医书。刘先生善写医学论文，教给我们怎样写论文，五六百字一篇的文言文，每周写一篇。理法方药，无所不备。
　　读医书的第二年，开原考试中医。彼时没有卫生局，由公安局卫生科办理。我们一共有六位同学去应考，只凭念会了上述有限的医书，加上会写医学论文这点本领，竟敢于一试。主考官是开原两位懂得医学的绅士。一位是当过县长的丁一青先生（辽宁省中医医院成立时，曾聘为顾问，年已八旬，耳聋特甚，任职二年，顾而不问），一位是拔贡出身的女子中学校长王钟珊先生。所出的题并不难，平时我们都做过。考试结果，我们六名同学的名字，金榜高悬。但是榜后出了一道布告，上写着我们六个人的名字，说：“查某某六人，试卷虽佳，而年龄过轻，行医未免误人。暂时不发给行医执照。该生等努力为之，前途无量！”我们本来是在老师的鼓舞下，身入考场，见见世面，体验一下考试的情况。用诸葛亮的话说，“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自知不具备当医生的本领。但是，眼看着别人领到“行医执照”笑容满面，我们既羡且妒，怅惘地回去向老师汇报。老师哈哈大笑，异常高兴。他的心理是，六名学生全部高中，而且名列前茅，医学社的名誉，从此声价十倍，明年的新生将要成倍增加。可是，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原因是这样：
　　有一天师娘（我们对老师夫人的称呼）抱着有病的孙女，请老师看病，我们破天荒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机会。同学们停下读书，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怎样看病。老师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师娘急了，问：“她到底是什么病？”老师也急了，紧张而又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她是什么病！”同学们楞了，互相用眼睛示意，原来老师不会看病。
　　我想，我们念医书是为了将来当医生。老师不会看病，不论他讲得怎么好，文章作得怎么高，将来和他一样，也只能去教医经。可是如果我也挂个牌子叫什么“兴义医学社”，我可还是个小孩子，有谁来给我当学生？所以，第三年我便退学了。人同此心，别的同学也这样想，学生因而日渐其减。

　　第二位老师是刘景贤先生，他只有二十六岁，自己开设诊所，字号是“瑞霖医社”。东北的医生都备有药材，诊费药费混合在一起，没有单收诊费开方的习惯。刘先生很有名望，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谈的一多半闲话，至于病情，只是简单的说几句，给病人丸散药多，开方很少。于是又产生了问号：第一位老师，每天讲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结果不会看病；第二位老师，病人很多，但不谈医理，病人还很满意，据说吃药有效。那么，会讲的不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会讲，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究竟理论和临床怎样联系？还是莫名其妙。

　　这时候，开原城来了一位针灸专业医生唐云阁先生。他专用针灸治病，偶然也用一些药，但以针灸为主（东北针灸专业医生，解放前十余年才有，但是很少），病人很多，兼收徒弟。我和刘景贤先生都拜唐先生为老师，刘先生在中医方面，是我的老师，在针灸方面是我的同学。唐先生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因为病人很多，每天只教两小时。首先教给我们调息吐纳，每人都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叫做“垂帘”，看样子像老和尚打坐似的。以后就是练臂运掌，练气运指。这一套要每天早晚自己练习，不许间断。接着就是挂线循经，学习经络走行。唐先生讲经络的方法也很特殊。讲到哪一经，选一名同学，脱了衣服，把这一经的体表全都裸露出来，用织毛衣的毛绳一条，以水浸泡，取出来放在经络循行线上，非常醒目，形象教学，讲得很生动。第三步就是点穴。唐先生说：“点穴要口传心授，每个穴都有特殊的取穴方法，你们不可轻易外传。”到了这一阶段就分班上课，分班的标准，不以学习成绩优劣，而按交学费多少而分。我没有钱，和朋友借了五元钱，遂被分在丙班，总共只教了七十个穴。最后一阶段又合在一起，讲配穴、手法，并让你看病人，学习扎针。唐先生说：“穴位是主要的，很少真传。”如果续交学费，还可以升级补课。我心里着急，但也无可如何。刘先生是甲班，三百六十六全学了，但是我问他，他说没有记住，不知是真是假。

　　开原别无名医，我叔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托人把我送到沈阳。十九岁第一次坐火车，感到处处新奇。沈阳彼时叫奉天，十八道大街，钟楼二楼，八门八关，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又有生平所未见的“磨电车”，弄得眼花缭乱，这都不在话下。我心里所想的是：不知道沈阳的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医生。
　　第一天去拜师，令我非常惊异。老师的诊所设在家里的外院。一进大门，古树参天，花木葱茏，满地繁花如锦；藤萝架，金鱼缸，浮水莲，点缀得幽雅清静；房后叠石为山，山旁一片平地，绿草如茵。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舞剑的场所。室内都是高级设备，沙发地毯，图书满架，古玩罗列，名人书画不少（有些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名字，如浮水莲之类）。拜见老师的时候，见老师不到四十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身穿串绸大衫，胸侧钮绊上悬挂半个黑大钱。当时很奇怪，以后听同学说，这是王莽钱，属于珍贵古玩，可值十几元大洋。我听了目瞪口呆，舌翘不能下。
　　幸运得很，这第四位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马二琴先生。马老为沈阳名士，学问渊博，往来皆当时名流。马老工诗，善书，尤爱古玩。行医之暇，品茶吟诗，舞剑弹琴。有七弦古琴一张，每当诊余，铜炉焚以檀香，窗明几净，静坐弹“平沙落雁”等古曲，悠然自得。对大鼓书素有研究，深通声韵训诂，名演员如奉派大鼓刘问霞、京韵大鼓张小轩等均受其教益，得以字正腔圆，蜚声艺坛。
　　马老原名英麟，字浴书。因性爱古琴，以后又得了一张据说经过古董家鉴定系明朝严嵩之子严世藩故物的古琴，珍爱备至，遂自号“二琴”。
　　马老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东北的全体中医。在伪满时期，日本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说中医能治病，日本要实际考验一下。在全东北调查名中医，只有马老声望最高，派人请马老到长春（伪满叫新京）。马老不去，日本用势力逼去，安置在粹华医院，是长春最大的医院，分为十科，每科设医长一人，都是日本人且都是医学博士。另设中医科，任马老为医长。这是摆擂台比武的形势。过了两个多月，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外科医长确诊，决定开刀，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金银花四两、龙胆草五钱，佐以公英、地丁、连翘、乳香、没药、黄柏，一付痛减，二付痛止，三付痊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治愈，非常惊异。以后由伪民生部保健司决议保留中医，改为汉医，并改称中药为汉药。
　　从马先生学习二年，除了讲解过去读过而不理解的医经字句以外，又补读了（温病条辨》。马老为人谦虚诚朴，为海内二张之一张寿甫先生之好友（彼时张锡纯在沈阳行医）。当时统治东三省的张作霖，常请马老看病，人多称赞。马老笑曰：“比如我开个鞋店，张大帅买了我一双鞋，并不等于我的鞋每双都特别好。这不算什么。”我跟马老师所受的教育，除医学、文学、诗词以外，主要是高尚的道德情操，端正的医德品行。马老师教导我们说：“对病人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不要学哗众取宠的开业术。更不可乘人之危斫斧头、敲竹杠。张大帅有钱，吃我的药也和卖给别人一样，八角钱就是八角钱，一元钱就是一元钱。”马老自己写了一副楹联以自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存心济世，存心对天。可以想见其为人。
　　解放后，马老应中国医科大学之聘，任副教授。他传授中医学术，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十年浩劫之中，遭受“四人帮”迫害，愤死于一九六九年。惜哉！痛哉！我对亲爱的叔父，尊敬的四位老师，深恩未报，每一思及，不觉怃然！光阴迅速，转眼已过七旬，碌碌平生，一事无成，深愧吾叔吾师教育之苦心，写到这里，惭而流汗。

　　行医时代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O年，我开始行医，时虚岁二十二。自己开不起诊所，只有在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社会上叫做“坐堂先生”。医生收诊费，药房卖药，互相合作，双方受益。我是在沈阳一家大药房字号叫“积盛和”，一直干了二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
　　初起年轻，没人信。自己没有经验，遇见重病心里也没有底。举个例子：有一家接我往诊，病人是个年轻女人，一量体温39℃,本来是温热病，吃药可以好。那时候，心里没数，又想治，又怕出漏子。想和别人讲一下，证明她的病重，难保不发生变化。他家人都不在家，以后把房东老大爷找来，当面讲清，病得很重，请他作证。老大爷满口应承。我开方时还是战战兢兢，心里总觉不安。第二天接我复诊，病好了。病人笑着说：“我的病也重点，你这先生也小点，昨天你把我吓坏了！”我无言可答，皮笑肉不笑地应付过去，很觉惭愧，给老师写了一封信：“但愿程门立雪，再侍诊十年。”老师回信说”初行医者，十九皆然。治病时要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仔细辨证，不耻下问。平时多读一些参考书。”
　　说起“不耻下问”，这不是容易事。旧社会的医生，“同行是冤家”，同在一条街，不相往来。即或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可以品茗谈天，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用北京话说：“你学会了我吃么！”遇见重病，互邀会诊，更不可能。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利润被别人分去了。那是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关系，讲起来不堪回首。新旧社会，医生走着云泥不同的道路。
　　谈到多读参考书，更是遗憾。彼时沈阳卖医书的只有一家德和义书局，一间门市，书少得可怜。那时候没有国家出版社，都是由几个书局出版，鼓楼北虽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但医书不多。买医书只好上南门脸旧书摊，有时可能遇到一些，赶巧了还有善本。
　　更不幸的是在我行医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控制文化，关内的一切书刊报纸都不准卖，书店早存的也大部分不许再卖。据说商务印书馆用禁卖的书烧了一冬天锅炉，损失之巨，可想而知。
　　在伪满十四年沦陷期间，谈不到读书，只在临床治疗方面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病人日益多起来，并且博得小小的虚名。

　　钻研针灸

　　一九五一年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我就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组织针灸研究委员会，开辟针灸室，公开对外治疗，以作研究。这是西医大医院开展针灸最早的。
　　这时有了读书的机会。满洲医大积累了大量中医书，珍本、善本、绝版、抄本，搜罗极为丰富（此皆为满洲医大时代日本冈西为人、黑田原次等所遗。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排印了不少）。那时候全校只有我一名中医，西医对中医还没开始学习，大量中医书由陈应谦校长（陈氏以后为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批准我随便看。我这时才真正进了中医的宝库，直感到琳瑯满目，美不胜收。有的书如大名，无缘相见，现在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有的我以前连书名都不知道，读来更有兴趣。应该感谢完对我的培养，给我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读书环境。这是很幸运的读书时期。
　　读了大量的书，温习了二十年所治过的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感觉到过去谈书太少，思想境界狭窄。其间写了几十本读书心得笔记，十年浩劫，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惜已荡然无存。
　　过去二十年行医中虽然也用针灸，但只是作为救急及补充疗法，主要以方药为主。现在专搞针灸，回忆起经络学说，多半忘记；运臂练掌、运气练指也早忘在九霄云外；而最遗憾的是唐先生只教了我七十个穴，还不足全部经穴的五分之一。因此，在博览群书之中，以针灸作为重点之一，以《甲乙经》《铜人经》《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等为主要学习材料。先把经络原文复习熟了，按着经络体外循行，一穴一穴地自己摸索。唐老师点过的七十个穴，都很准确，回忆起来，容易掌握。其他的穴只好读分寸歌，写在小本上，有工夫就念。治病之暇，边喝茶边读，在车上，在厕中，看电影开演之前，甚至于和亲友会面时，也边谈边看。晚间在枕上默诵经脉篇和分寸歌，往往在默诵中睡去，醒了还接着背，这种工夫虽然很苦，却能收到良效。
　　练针也是这样，除了工作以外，手不离针，左右两手，各持一针，练习直刺、斜刺、横刺、旁刺、反刺、倒刺、浅刺、深刺、重刺、轻刺等等手法。读书的时候把练针枕推到旁边，手里还拿着针，边念边捻，有时用针翻书。有的同志说我搞针灸是科班出身，其实，我也是这样半路出家。通过长期实践，才逐渐地有了一些体会。下面简单谈几点，以供参考。
　　首先，针灸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像某些人曾认为的那样“十天八天就可学会”。它除了必须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做基础以外，还必须另做一些基本功夫。我主张把三百六十经穴弄得纯熟；至于经外奇穴除了肯定有效的如印堂、膝眼、十宣、四缝之类以外，我认为没有必要层出不穷地找什么新穴。因为，距离经穴周围一寸五分以内还是经穴范畴，无所谓新穴。
　　其次，我谈淡无痛扎针法；无痛扎针有许多方法，我的方法是十二个字：“准确找穴，躲开毛孔，迅速刺人。”找穴一要“宁失其穴，勿失其经”；二要找病穴，即有压痛或以指压穴指下有坚硬、虚软、条索状、小包、硬节等感觉，谓之病穴。如不是病穴，应该更换。穴取得准确，要躲开毛孔。皮肤上有若干星罗棋布的冷点、温点、痛点，躲开痛点就可以避免针刺疼痛。痛点无法辨认，经过我长期体验，凡属痛点多和毛孔一致，针时要在几个汗毛孔的中间进针就可不痛，还应迅速。《难经》云：“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要发挥左手的作用。左手在针灸时作用大于右手；一可以找穴按压指穴留痕作为针刺的记号，消毒后手指不必再去摸穴；二用长针时可以挟持针体配合右手；三如病人体位移动即可用左手矫正；四针前可用左手四个指头比齐在穴的上下切循使经络流通以增强疗效。至于使用补泻手法和起针也都需要左手协作，我们文绉绉地说：“左手之为用大矣哉！”
　　第三，我的选穴方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一点，二穴，三线，四面。
　　一点就是每次治疗只选用一个穴，用以达到治疗目的，使患者少受痛苦。穴位又叫“刺激点”，所以取用一个穴叫做“一点”。
　　二穴即每次选用两个穴，互相配合，加强治疗效果，提高针灸效率。
　　三线，选用的穴位在同一经脉循行线上，是纵线；穴位旁边的其他经穴可以连成横线；包括经外奇穴，也可以连成斜线。
　　四面是选出的穴位，概括成为一个皮肤面，有方形、长方形、等边三角形、斜三角形、扁方形、雁塔形、倒雁塔形等多种形式。
　　一点只是针灸一个部位，一穴就不同了，十二经都是左右两点。四缝是一只手四点，八风八邪也是如此，十宣则是十点，十二井为十二点，所以点和穴有所区别。
　　最后，谈谈眼针疗法。十年浩劫，遭到残酷迫害，被打耳聋。以后做内科门诊医生，这却是驾轻就熟，因谬蒙虚声，患者接踵，户限为穿。但是耳聋，不能拿听诊器，不能量血压，感到困难。只好想办法多用望诊，寻找新方法。经查阅多种医书，在《证治准绳》里受到了启发。
　　华佗根据《内经》指出经络与眼的密切关系，十二经有八个经以眼为集散之地，只有肺、脾、肾、心包除外，但通过脏腑表里关系，可以说十二经都通到眼部。华佗把眼睛划分为八个经区，各属五脏六腑。与眼科的五轮八廓不同，只是看球结膜上的血管形状和颜色改变，能看出病起于何脏，传到何脏。华佗这种望诊方法，到明朝还在流传，被王肯堂写在书里，一直没引起医界的注意。我发现了这种方法，在门诊实验，一个月的时间，观察了初诊一千零三十二例，准确率达到80%,以后看了六千多例，对望诊扩大了范畴。从而逐渐在眼区研究，改进了原来的划区分配，去掉命门，扩大了三焦在人体的分布，从球结膜上血管的形状颜色之变化，可知病在何经，发于何经，病之新久，证之寒热虚实以及轻重转归、预后良否。看过上万人次以后，总结出眼针疗法。不另起穴名，在上、下眼眶边缘二分许，分为八区十三穴，总的叫“眼周眶区穴”。这一周的部位，在古今针灸书上并无穴位。循经取穴，用五分不锈钢针直刺或沿皮横刺，适应证与针灸适应证相同，对疼痛和麻痹效果更好。例如胃痉挛、胆道蛔虫、胆囊炎等，针入以后，剧痛立止。扭伤或其他原因突然不会走路，不能抬臂，不能弯腰，不能回顾之类，新发病一次可愈。曾治过一百多例偏瘫，肌力零级，针一次立即离床行走的十二例，对其他后遗症也有不同程度的效果。曾在合肥、长沙、北京各地医院表演，受到欢迎。已写了一本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已纳入一九八一年出版计划。

　　以上是我所走过的路。我认为做为医生，必每天治病，每天读书。治病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治病，二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这是我的经验。